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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理业务发展面临的法律问题

发表于 2015-3-30 14:31:12 查看:934 回复:0
  保理业务发展面临的法律问题
  一、法律规范不完善
  《合同法》和《民法通则》关于债权让与制度规定不能完全适用保理法律关系。首先,这些法律都是将债权与规定在有关合同的转让条款中,而且债权让与和债务承担概括在同一条款中作出同样的规定,没有单独对债权让与作出专门规定。其次,虽然规定了债权让与时应履行的手续,但没有具体界定可以转让的债权的种类。事实上,保理是多个法律关系的集合,其中既包括了保理关系,也包括了买卖双方的合同关系。所以,这些单纯的债权让与制度条款不足以调整保理业务中的复杂法律关系。
  《民法通则》和《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在债权让与对债务人的生效要件上适用同意主义的立法体例。关于债权让与对债务人的生效要件,世界上各个国家立法适用自由主义、通知主义和债务人同意主义三种不同的立法体例。从这两部法律的条款能够看出我国适用债务人同意主义,它侧重于维护债务人的权益。然而把转让效力的发生交由债务人决定,将会造成债务人不同意的不确定性,这样会制约债权的让与,有碍货物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商业银行法》也没有明确地把保理业务列入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范围。法律依据的缺乏使得银行保理商在叙做保理业务时师出无名。
  二、规则体系不健全
  保理业务在本质上是一种金融业务,国内保理商也大多是商业银行。现在在事实上,一些银行在叙做保理时大多向或银监会作了相应报批手续。但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于保理业务并没有进行针对性的监管。特别是近几年来,一些非金融机构性质的保理公司也介入了保理业务,但是这些保理公司设立及开办保理业务甚至没有经过金融监管部门的审批,这将会造成保理市场的鱼龙混杂。另外,金融管理部门关于保理制度的规定只是零星分布在一些规定、办法和通知中,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规则体系。如果发生保理纠纷,这些规定和办法对法院审理只起参照作用,并无强制约束力27。而且仅以银监会规章形式出现也都是不够的,因为规章的法律效力层次不足。对于商业银行保理准入标准,开展保理业务需要具备的资格以及相应的审批手续均无相应的规定,这将造成金融市场保理业务的混乱,不利于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三、配套制度不健全
  (一)社会诚信体系不健全
  社会诚信体系不健全提高了银行进行信用调查的难度。叙做保理要调查买卖双方当事人及其签订的合同。但是由于征信数据的缺失、信用监管的不成熟、社会信用意识落后和信用信息的不透明等因素,给银行的资信调查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为了降低业务成本,我国商业银行目前只针对规模较大企业叙做保理业务,不对小规模企业叙做保理业务,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客户市场的进一步的拓宽。虽然商业银行愿意为小规模企业融资服务,但由于信息渠道不健全,商业银行为了保证融通资金的安全,一般都要求客户提供物的抵押或者担保,这在极大程度上阻碍了国际保理业务特别是无追索权的保理业务在我国的发展。同时,社会信用机制不成熟使得银行不能良好应对应收账款本身的问题而导致的纠纷28。如应收账款的合理性、可转让性、债权重复转让或债务抵销等,并且如果出现有些公司恶意捏造虚假合同恶意融资,那么就会提高银行无法回收先前的预付款的风险。
  (二)保理登记制度不健全
  根据2010年中国银行协会的《中国银行业保理业务规范》中的规定,保理业务是一种以债权人转让应收账款债权为前提,将融资、应收账款催收、账务管理、信用风险担和坏账担保集为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29但是在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中,从保理业务一开始运营时就把保理登记也作为质押登记的内容。而应收账款的转让属于《合同法》调整内容,应收账款的质押则属于《物权法》调整的内容,两者一个是债权制度,一个是物权制度,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
  质押登记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是质权设立和通知次债务人转让成立的要件,两者之间存在很大不同,即在应收账款转让时在登记系统进行了相关登记,如果未通知具有付款义务的债务人,债权的转让仍然是不发生法律效力的。所以,应当明确的是应收账款转让登记虽然产生了债权转让的法律效力,但是当事人还必须通知债务人,否则债务人没有必然向受让人付款的义务。
  四、司法实践法律适用困难
  (一)无法准确确定案件事由
  现行法规中并未规定“保理合同纠纷”这一案由,所以目前案件大多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作为立案案由,从而无法直接体现保理合同的法律性质。是否能够适用“债权转让纠纷”或者“金融衍生品种交易纠纷”案由都是有待商榷的。
  (二)法律适用难度大
  我国的国内保理业务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并没有针对保理合同的专门法律法规,如果认为国内保理业务属于担保融资行为,则应该适用合同法借款合同部分的条款;如果认为债权转让是基础关系,则应该适用合同法关于合同权利义务的条款;如果认为保理合同是种全新的无名合同,则应该适用合同法总则部分条款30。因此保理关系应适用《合同法》具体哪部分条款存在一定争议。
      (三)诉讼主体难以确定目前上海法院受理的案件大多以债权出让人(买卖合同的出卖方)为被告,起诉依据是债权出让人和银行签订的“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法院时候有必要将买卖合同的买受方(保理合同的最终责任方)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追加到诉讼中来,这个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四)应收账款本质难以确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应收账款的本质是债权让与还是权利质押并无统一意见,对叙做保理的商业银行预先扣除贴息和手续费的合理性、利息违约金标准等问题如何让判决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转自方丁蓓:《我国保理法律制度研究(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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