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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托收据为担保的进口贸易融资方式

发表于 2015-4-28 09:15:40 查看:1082 回复:0
本帖最后由 爱保理秋秋 于 2015-4-28 09:17 编辑

        以信托收据(trustreceipt)为担保的进口贸易融资方式
  银行在办理信托收据业务时通常要求客户提供第三方保证、抵押、质押和保证金等方式,同时在客户出具信托收据申请书情况下以信托方式向客户交单放货为其提供短期融资业务。但是在这种表面看起来更安全的“双保险”项下银行却面临一定的担保法律问题冲突。
  一、信托收据的法律性质
  信托收据在信用证融资业务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文件,但对其法律性质的认定有诸多不同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种说法:
  (1)“习惯说”。信用证业务有其惯常的操作方式,不能把信用证业务操作程序人为地加以肢解并将其中某个环节人为地定义为某种法律关系。信托收据是基于信用证法律关系而实施的一种操作行为,并未改变信用证法律关系。在即期信用证中,付款赎单或签订押汇协议凭信托收据借单,在远期信用证中,国外议付单据到达后由进口商出具远期付款承兑声明书并凭信托收据借单,都是银行信用证业务正常的操作方式。信托收据仅相当一个借条的作用,进口商凭此借出提单及其他单据。信托收据中关于“货权属于银行”的约定,仅是信用证业务中惯有的物权保留条款,与信用证合同、押汇合同的内容保持了一致的说法。
   (2)“质押+信托说”。该说法认为,“银行在审查单证相符,即履行第一性的对外付款义务。银行对外付款后,就持有信用证所附的全部议付单据(包括提单),提单向银行为进口商的付款责任设定了权利质押。进口商再向银行签署信托收据,银行通过信托收据将货物和单证交给进口商处置,进口商占有和处置货物是以银行受托人身份进行的。银行与进口商之间形成一种信托关系,而这种信托关系是以质押担保为基础的。英国和香港地区关于信托收据的法律意义与此种说法基本一致。这可从有关判例的如下论断中看出:“银行的质权在存放提货单和其他所有权文件时已经完全得到。这些信托书只是这些事情的记录:银行授予公司接受的权利,出质人受权代质权人变卖货物。银行的质权和他作为质权人的权利根本不是根据这些文件所产生的,而是根据原来的质权所产生的。银行作为质权人有权不变卖有关的货物,让变卖专家进行,对银行来说是更方便的事。他们明显有权这样做,把提货单及其他所有权文件交出让他人变卖,丝毫不影响他们的质权。”
  由此论断可知,信托收据是出质人进口商和质权人银行以质押关系为基础建立的信托关系,在信托收据签署之前已经有担保物权关系的存在。
  (3)“所有权+信托说”。即信托收据是一种信托法律关系,而这种信托关系是建立在货物所有权约定归属银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按照商业单证惯例,提单代表着货物,占有提单就等于占有货物,转移提单也就转移了货物所有权。目前,国际贸易中使用最为普遍的是不记名指示提单,在具体贸易实务中,开证银行首先拿到出口方银行转来的提单,其履行付款义务后无可争议的拥有提单项下的货物的所有权。银行又凭信托收据将提单交给进口商,货物所有权应该发生转移。
  “《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对物上所有权的转移方式虽然规定为交付,但同时又承认当事人之间关于物权的约定转移方式。”因此,信托收据中关于“进口商清偿银行债务前货物所有权归属银行”的约定具有合法性。银行要求进口商签署信托收据,一方面强调了货物所有权归属银行,另一方面将所有权归属银行的货物信托给进口商,由进口商代为处理,以便尽快销售货物,收回货款,清偿信用证融资。无论是从信托收据的基本内容看,还是从我国己有的信托法律制度分析,信托收据是在约定货物所有权归属银行的基础上架构的信托法律关系。根据我国现行的合同制度、担保制度和信托制度,笔者比较认同第三种观点。
  二、信托收据担保项下存在的法律问题
  我国银行信用证业务是在我国相关法律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开展起来的,比如原来的《经济合同法》尚未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物权的约定转移就不能获得法律认可,对于信托收据乃至整个信用证业务中的习惯性物权保留条款就无法进行合理解释并获得司法支持。再比如我国《信托法》没有出台时,银行将进口货物信托给进口商处理,信托收据的内容也无法获得法律上的支持。凭信托收据放单,我国银行借鉴了有完善的信托制度为依托的英美国家银行的惯例,在没有相关法律支持的情况下将其解释为习惯做法,并无不妥。但既然现在有了相关法律的支持,应该对信托收据正气名、顺其言,进行恰当的法律评价。关于“质押+信托说”,笔者认为,在我国现有的法律环境下都不能成立。如果质押关系自银行取得提单时就已成立,信托关系是基于委托人对信托财产的质权建立起来的,正像英国和香港地区的信托收据一样是以质押担保关系为基础的,但我国《担保法》
  所确立的质押法律关系中,质权人对货物的权利是以质权人对物权凭证的控制为前提的,一旦将物权凭证交付出质人,则会危及质押法律关系的合法有效.并且,我国《信托法》也不支持以质押担保关系建立起来的信托法律关系,《信托法》要求信托人必须拥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只有“所有权+信托说”才具有较强的说服力,银行约定取得货物的所有权,再将所有权属于自己的货物信托出去,一方面符合信托收据约定内容的表面特征,另一方面也能与我国《信托法》、《担保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相协调。但这种定性仍不全面,银行仍面临一定的法律风险。
  银行采用信托收据放单面临的法律风险在没有第三人保证的信用证融资业务中,银行采用信托收据放单,进口商将货物销售出去而不归还银行债务,银行无论是基于信用证垫款或押汇协议提起诉讼主张债权,还是基于信托收据提起诉讼主张物权,法院均应给予支持,不应存在法律上的障碍,但缺乏第三人保证的情况下,银行面临着进口商资产不足以支付银行债务导致银行资产受损的风险。在有第三人保证的情况下,银行信用证融资因进口商不履行约定义务一旦发生纠纷,信托收据往往成为保证人与银行争议的焦点问题。这种争论主要来源于对信托收据的不同的法律评价。但不论对信托收据如何定性,银行均面临一定的法律风险。任何一份法律文件或一个具体的法律行为均应有其恰当的法律评价,如果银行主张以信托收据放单是习惯做法,处于“同业惯例”的约束之中,但这种习惯做法只是银行内部的习惯,并未得到相对方认可,不能约束债务人,缺乏基础法律制度的“同业惯例”难以得到司法机关的支持。如果将信托收据说成是在质押合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信托法律关系,这一说法将被一些保证人及其律师解释为“双保”,即既有人的担保,又有物的担保,并搬用《担保法》第28条,将进口商根据信托收据取得物权单据和处分货物看成是“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从而判定保证人免责。“如果将信托收据认定是在银行约定取得货物所有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信托法律关系,保证人又会认为银行在取得货物所有权并控制提单的情况下本可以自行提货或转让提单,但银行放弃了对物的所有权,而选择了以信托收据方式将货权凭证交给进口商,这个权利处分行为已超出了信用证业务范围,也就超出了保证人承担的保证责任范围。银行与进口商又重新建立了信托关系,保证人没有参与这个新建的法律关系,对于进口商违反信托收据约定没有履行付款义务,保证人没有任何责任。”正是由于对信托收据法律性质的界定存在重大分歧,且没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意见,司法实践中对保证人是否承担保证责任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出现了一些理由完全相反,结果大相径庭的判决。当事人也因此难以服判,该类案件往往打完一审打二审,打完二审打申诉。一方面当事人拖入诉累,另一方面国家有限的诉讼资源大量浪费,同时银行风险亦大大增加。
  三、完善我国信托收据担保方式的思路和对策
信托收据担保方式,可以说是一种在我国进出口贸易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不转移占有的动产担保方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虽然这种新的非典型担保方式还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过程中,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制度,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这种新的担保方式已经有了丰富的实践,并至少已在立法或司法上予以确认,而这种担保方式在我国却尚未得到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认可(注:我国在立法传统上也更多地体现了大陆法系的特征,《合同法》和《民法典》起草人之一、法学教授费宗棉先生在南京大学的一次讲座中谈到,在我国正在起草的《物权法》中,学者们对于是否将让与担保列入也在进行着探讨。)。所以,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理论和实践对这个问题考虑的是如何更好地防范这种担保方式本身存在的法律风险,但是在我国,实践中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更好地保护进口押汇中作为债权人的银行的利益。
  通常银行与债务人签订了《总质押书》,同时还与保证人签订了保证合同,并约定该保证不因银行持有任何其他担保方式而受影响。银行这样做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为了一旦出现债务人将货物出售后不返还贷款、无法实现质押权的情况,银行可以向保证人主张连带保证责任。在银行看来,信托收据并不表示银行放弃质权,相反,在既要把货物交给进口商处置以使其获得资金来归还贷款,又要保护银行在货物上的质权的两难境地里,信托收据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但是法院却认为银行这样做就是放弃了质权。即使是在我国目前立法不承认不转移占有的动产担保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这样的判决也是值得商榷的。
我国《担保法》第64条规定:质押合同自质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7条进一步明确规定:“出质人代质权人占有质物的,质押合同不生效。”根据这些规定,法院只能认定银行与债务人之间的质押合同无效,而并不能直接认定银行放弃了质权。“这两种看来似乎差不多的认定却会带来截然不同的法律后果:如果认定质押合同无效,那么物的担保不成立,保证人就应该在全部债务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认定是银行放弃了质权,那么根据《担保法》第28条的规定,保证人则在银行放弃权利的范围内不承担保证责任。虽然有的法院认为保证人在保证合同中已经声明该保证不受其他担保的影响,因而应该承担全部债务的保证责任,但实践中这种判决是少数的,而且很多情况下,保证人并不一定会作出这样的声明。”
  鉴于我国立法上不承认不转移占有的质押,目前银行这种“双保”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又面临着诸多的法律风险,而我国又已经出台了《信托法》,因此银行可以按照《信托法》来修改进口押汇和信托收据制度以及相应的标准格式合同,通过对制度的重新设计来尽可能地减少风险的发生。
  笔者建议银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信托收据中的担保方式:
  (1)结合信托收据业务的实际情况,既然货物及货权凭证必然要给债务人占有并处置,建议银行就不要和债务人签订《总质押书》之类的质押合同。当然,就信用证业务的制度设计的本意来说,法理和判例均承认银行在进口单据上至少应该有明示或默示的质押权。即使双方没有明确的约定,由于开证行控制了单据,且银行有权要求开证申请人付款赎单,因此开证行相当于有质押权。英国的权威判例干脆直接认定开证行在进口单据上具有默示的质押权(工mpliedPledge).但是在我国,进口押汇不是开证行对外买单,也不等同于开证申请人付款赎单,它是一种与信用证有关但又独立于信用证的融资行为。这其中存在两个法律关系:其一,开证行与开证申请人之间的信用证关系。开证申请人在向开证行申请做进口押汇业务后,开证行对外垫款买单,开证申请人“赎单”取货,至此,信用证交易结束。其二,银行与进口押汇申请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这个关系独立于信用证之外。在这个法律关系中,银行并没有默示的质押权:而且根据我国《担保法》第64条和第81条的规定,质押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协议订立。因此,银行不与债务人建立质押关系,就不会产生银行放弃质权的结果。
  (2)银行与信托收据申请人签订一份关于进口押汇的书面文件,比如说《进口押汇合同》,对双方在进口押汇中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该文件应包括:押汇金额和利率、保证条款、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与《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类似,相当于一份进口押汇的主合同。
  (3)要求信托收据申请人向银行出具一份书面的信托收据,约定银行享有货物所有权,进口押汇申请人作为受托人持有货物及销售款应到期返还;并按照《信托法》第9条的规定,载明信托的目的、双方当事人名称住所、受益人、信托财产的范围、种类及状况,以及受益人取得信托利益的形式和方法.结合进口押汇的主合同,这份信托收据可以看成是银行和进口押汇申请人约定的偿还押汇本息的还款方式,即用货物销售款来偿还债务。
  (4)可以要求信托收据申请人提供担保人,与之签订《保证合同》,作为进口押汇主合同的从合同,并明确约定该保证人对押汇项下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通过上述法律文件的安排,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进口押汇业务中的法律关系:银行与进口押汇申请人之间是债权债务关系;保证人为银行债权提供担保,是担保关系;银行与债务人之间的信托收据是对债务履行方式进行的约定,内容实质上并不构成物的担保,而且银行与债务人之间也没有别的任何书面质押或抵押合同,形式上也不存在物的担保。因此,如果债务人没有按照信托收据的约定偿还押汇款项时,银行可以主张保证人承担全部债务的连带保证责任,而保证人也无法以物保先于人保来加以抗辩,从而能够很好地防范银行所面临的保证人脱保的法律风险。
  为切实解决信托收据问题,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可从司法和银行两方面着手加以处理。司法方面,尽快出台贸易融资方面的司法解释,对信托收据进行准确定性,并合理界定银行、进口商、保证人的法律责任。可将信托收据定性为:
  在信用证法律关系下,以银行约定取得进口货物所有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信托法律关系。有关当事人责任可界定为:在信用证融资业务中,如果银行履行了谨慎处理义务,银行为了尽快回收信用证融资所采取的叙作押汇或以信托收据放单行为不能免除保证人保证责任。银行方面,应进一步完善信用证融资中的法律文件。
  进口押汇合同、信托收据、保证合同等文件的基本内容应连贯一致。进口押汇合同应该具备借款合同的性质。信托收据应明确银行对货物的所有权,而不是抵押权或质押权,同时还应确定信托关系。保证合同中应明确是对信用证融资提供担保,银行对外承兑或付汇后叙作押汇或以信托收据放单均不能免除保证人保证责任。
  转自刘環:《国际贸易融资担保法律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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