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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案例分析国际保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

发表于 2015-2-12 16:09:59 查看:1406 回复:0
    由案例分析国际保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
  我国有关国际保保理的司法实践十分少。1996年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云南省纺织公司诉中国银行北京分行、云南省分行保理业务案。该案是中国司法系统受理的第一起国际保理业务案件。该案的简要事实如下:
    1994年1月3口,云南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下称“云纺公司”)向中国银行北京分行(下称“北京中行”)申请保理业务。1月7口美国国民银行致电北京中行,同意为进口商美国哥伦比亚公司提供10万美元的循环信用额度,有效期1月7口至4月7口。同年2月25口,云纺公司与北京中行签订“出口保理业务协议”,对保理范围、额度的申请和通知、服务费、保理融资、双方的责任等内容作了规定。其中规定:
    1.当出口商发运货物后至进口商付款到期前,出口商可向出口保理商申请融通资金,出口保理商视出口商的资金状况和出口销售款额,提供信用额度内发票金额的50%-80%的融资;
    2.在出口商信守合同,确保货物质量,严格执行本协议的情况下,出口保理商无权追索出口商得到的信用额度内的融资,若进口商提出质量争议或因出口商责任引起的拒付及拖延付款,出口保理商有权追索融资款项。”
    双方于同口还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出口商同意在收到出口保理商发出的追索通知之时起10口内按要求主动退款。若出口商不能按规定的时间退款,出口商同意出口保理商授权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下称“云南中行”)直接从出口商账户中主动扣款,以冲回相应的融资款项和支付银行利息和费用等。”云纺公司并于当口向北京中行提交了融资81177. 6美元的申请及授权云南中行由于质量争议原因进口商提出拒付时直接扣款的授权书。
  1994年2月24口、4月5口,云纺公司分别将发票号为工NV94YCR一001, 94YCR005的货物发运;同年2月21口、4月8口,云纺公司分别将上述两单货物的发票及出口单据提交北京中行。北京中行在收到云纺公司提交的单据后,分别于3月6口、4月18口按发票金额的80%合计提供了81177. 6美元的融资。
    8月5口,美国国民银行将争议传真至北京中行:“我们己与上述进口商(美国哥伦比亚公司)联系,他们通知我方将拒付赊销发票项下货款,进口商称其己对1994年初购买的托收项下的把酒吧巾进行过付款,酒吧巾的含棉量过高,己被海关扣留。进口商指出,他己联系云纺公司,单该公司在此问题上部提供任何帮助。我方也将此信及进口商从美国海关得到的证明书传真直至给云纺公司;进口商声明将拒付云纺公司这些发票货款直至酒吧巾问题解决。请通知你方出口商这些发票之货款己被视为存在争议,同时,请正视现存问题的事实。”
    8月18口,北京中行将“扣款委托书”传真至云南中行,称:“根据北京中行与云纺公司1994年2月25口共同签署的《出口保理业务协议》第7, 9条及《补充协议》以及云纺公司出具的《扣款授权书》之规定,现因进口保理商提出质量争议及贸易纠纷,特委托贵行将我们融资给云纺公司之款项、利息及银行费用从该公司在贵行的账户中代扣冲回,归还我们。”
    8月11口,云南中行从云纺公司咱该行账户上扣化83337. 9美元给北京中行。
  1996年3月25口,云纺公司以北京中行、云南中行为被告,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赔偿因违反合同扣款造成的损失人民币717847. 67元及利息,并支付余下款项。
  一审法院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为原告于1994年初发运的被美国海关扣留的货物属于保理协议签订之前(保理协议签订于1994年2月25口)的业务,因此不属于保理协议包括的范围,因此这些货物发生争议不能作为被告因保理协议项下货物的质量争议而冲回融资款项的正确理由。法院还认为作为出口保理商的第一被告北京中行本应根据国立保理业务惯例及保理协议的规定,与美国方面进行交涉,维护自身及出口商的合法利益。但第一被告在收到客户争议书后,放弃了与美方交涉的权利,直接从原告账户上扣回融资款项,这种做法是不妥的。继而法院依据《民法通则》判决被告北京中行返还从原告账户上扣走的款项。
  在上诉审中,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了不同的判决。云南省高院在判决中澄清了几个关键问题:
  1.法律的适用。
    根据《民法通则》第142条之规定120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我国法律、法规和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未做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而《国际保理业务惯例规则》(下简称《规则》)是世界上最大的保理商组织FC工制定的业务准则。且中国银行作为国际保理商联合会会员,其从事出口保理业务除与进口保理商有特殊约定外,应受该《规则》调整。因此本案的审理可以参照该《规则》。
  2.关于信用额度的问题。
    《规则》第7条规定:“进口保理商对转让给他的应收账款的信用风险承担取决于他对该应收账款的核准。”在双保理机制中,真正核准信用额度,承担最终坏账风险的是进口保理商美国国民银行。出口保理商北京中行的作用主要在出口商于进口保理商之间进行接洽活动和对出口商进行融资。出口保理商和进口保理商在保理业务流程各自具有独特的地位。
    掌握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在确定四笔交易是否都属于保理业务范围时,为什么起算口是从进口保理商美国国民银行核准信用额度之口,而非出口商云纺公司和出口保理商北京中行签订保理协议之口。因为核准信用额度的是进口保理商,承担最终坏账风险的也是进口保理商。这也是双保理机制的所独特的地方。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出口保理商北京中行批准信用额度不当。
  3.保理业务范围问题。
    本案中涉及的四批货物,具体情况为(1) 1994年2月12日发运,发票号为94YCR001一2;(2) 2月14日发运,发票号为94YCR001; (3)3月12日发运,发票号为94YCR006;(4) 4月5日发运,发票号为94YCR0050。
    (1)(4)两批货物发运后,云纺公司即向北京中行提交了发票等相关单据,并获得了发票金额80%的融资;(2) (3)两批货物发运后,云纺公司并未向北京中行提交单据,哥伦比亚公司己直接向云纺公司支付这两批货物的货款,但货物造美国海关扣留,哥伦布亚公司即以此为由拒付(1) (4)货款。由此可以看出,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原告于1994年初发运的被美国海关扣留的货物属于保理协议签订之前(保理协议签订于1994年2月25口)的业务这一点是错误的。
    另外,根据《规则》第7条第3款B项的规定:“除非另有规定,该核准将适用于(在核准限额内)债务人所欠下的下列应收账款:(B)于核准申请日和以后由发货所产生的应收账款”,也即保理业务中,保理业务范围起自进口保理商核准信用额度之口。具体到本案中,进口保理商美国国民银行1月7口核准信用额度,则该口后云纺公司向美国哥伦比亚公司出口的货物均属于保理业务范围之内。因此,本案涉及的四批货物发运于核准口之后,均属保理业务范围,应受保理业务协议的约束,原审法院对此认定不当,应予纠正。
  4.关于应收账款转让的问题。
    根据《规则》第14, 15条的规定,保理业务的核心就是出售应收账款以获取融资。出口商必须保证其所转让的应收账款是正当的、毫无争议的债务求偿权。本案中进口商哥伦比亚公司拒绝承担对94YCR001-2 ,94YCR005两单货物的付款义务,并提出抗辩主张,这表明云纺公司对此二笔应收账款的转让是不合格的。对于不合格的应收账款,进口保理商不承担担保付款责任,出口保理商可以行使追索权,将提供的此二张发票的融资收回。
  在澄清了这几个关键问题后,法院最后认为本案应依据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保理业务协议》和《国际保理业务惯例规则》来确定保理关系中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在进口商核准信用额度后,出口保理商北京中行与云纺公司签订《保理协议》。云纺公司与1994年初发往美国哥伦比亚公司、并遭美国海关扣留的货物仍属于保理业务范围之内,云纺公司未将符合业务范围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是违约和违反《规则》行为。在美方拒付货款、云纺公司转让的应收账款不合格的情况下,北京中行委托云南中行扣款,是符合《保理协议》和《扣款授权书》的规定的。
  因此撤销了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云纺公司的诉讼请求。
  该案对于受理法院的挑战在于,国际保理的双保理机制中进口保理商和出口保理商的地位和权利义务关系都是非常独特的。因此仅仅凭《民法通则》中简单而抽象的法律原则来分析,忽略国际保理这种融资方式的特殊性,就会导致一审法院所犯的错误。
  转自窦玫佳:《国际保理中应收账款转让的法律问题研究(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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