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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起保理事件产生的关于法律保障机制的联想

发表于 2015-2-21 10:11:30 查看:1520 回复:0
  2002年3月,也是我国加入WTO三个月的时候,南京爱立信凑足巨资,提前偿还19. 9亿元交行南京分行等中资银行的贷款,转向花旗银行上海分行开户并签订贷款合同。据有关资料显示,南京爱立信(包括通信有限公司和终端有限公司)是南京最大的外资企业,其业绩和盈利能力相当高;据报道2001年仅通信有限公司就实现销售收入131. 8亿元,净利润6. 05亿元,在我国外资企业500强中排名第八。据2002年3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举行的外资银行在江苏业务开展情况介绍会报告,显然导致南京爱立信“倒戈”的起因,是中资银行不能提供无追索权国际保理业务。前文己介绍过保理业务可分有追索权和无追索权两种,交行南京分行此前与爱立信达成的是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合作项目。而后来爱立信提出办理“无追索权应收账款转让”业务即无追索权保理业务,由于该类业务将使爱立信把应收款卖断给银行,并由银行自行承担买方信用风险导致的收款风险。考虑到当时国内还没有保险公司为商业银行开展保理业务提供保险服务,因此为避免独自承担可能出现的信用风险交行等中资银行拒绝了一该项业务的合作机会。
  这一“倒戈”事件不仅暴露了中资银行的金融创新能力不足同时反映了我国金融创新法律制度的缺失以及营造和建立与不断开放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创新法律环境和法律保障机制的紧迫性。
  转自蒋喜聪:《国际保理业务及其金融风险的法律规避研究(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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