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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际保理相关规范的不完善之处

发表于 2015-2-25 20:52:42 查看:1737 回复:0
  第一,我国现行法律机制并未确立对未来发生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的效力。《合同法》确立了合同可自由转让的原则,但根据我国民法原理,合同权利的有效存在是合同权利转让的基本前提。将己无效的或己消灭的合同权利转让给他人,其转让的有效性尚未被我国法律界所承认。如果将此原理运用于保理实务操作,则对保理业务的操作产生阻碍和限制。这就需要承认对未来发生的应收账款债权办理转让的效力。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稿)第1条第1款指出:合同订立时出卖人无权处分合同标的物的事实本身,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出卖人不能取得所卖标的所有权或处分权并交付于买受人,出卖人应承担违约责任。买受人可以解除合同,并请求损害赔偿。第5条指出:
  以将来可能取得所有权的财产为标的物的买卖合同,并不因此而无效。出卖人在合同履行期限届至时仍未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出卖人应承担违约责任。该见解显然是认为将来物买卖的效力不受处分权影响。但上述规定是否能类推适用于将来债权的转让仍需明确。鉴于保理这种有着独特商业惯例规则的业务,我认为在今后我国的保理立法中,对其未来应收款转让的有效性无疑应以宽容对待。但也不宜采取只眷顾保理商一方的极端主义立场,即类似《国际保理通用规则》将未来全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的“一刀切”的规定,而主张采取“折衷”说,即原则上同意未来应收账款债权是可予转让的,但为适当保障债权让与人利益,防止权利受让人滥用权力,应作出一定限制条件。
  第二,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保理商对于存在合同限制转让的应收账款债权不应接受办理保理。这对于国际保理实务来说是很不现实的,况且,在一些情景下限制转让条款反映在供应商和买方在商务合同外签订的补充协议中,保理商更是无从查起。因此,如果拘泥于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保理商在实际业务中的权利将无从保障,从而会极大地限制保理业务的发展。
  第三,债权让与在我国应采取何种形式,《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未明确规定,学术界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观点认为,债权让与为不要式合同,既可采取口头形式也可采用书面形式。另一种观点认为,法律对债权让与形式有特别要求,规定债权让与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若原债权有证明文书,必须要将让与事实记载于其中,否则债权让与不发生效力。其理由是因为合同仅为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关系,缺乏公示性,难为债权人及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知晓,不利于保护债务人利益和交易安全。从现行法规来看,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了在当事人没有特别规定和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而对债权转让合同未在合同法及其他任何相关法律规定中做出特别形式的要求,那么它就可以依一般原则采取法律允许的任何形式,而不一定非采取书面形式不可。
  第四,我国现行法律就应收账款转让引起的权利冲突未能提供完善的解决原则。出口商有时因故意或出于对法律的误解,将己办理保理的应收账款债权又转让给第三方,或将己转让给第三方的应收账款债权向保理商申请办理保理业务,出现保理商与其它债权受让人之间的权利冲突。己办理保理应收账款债权又被出口商出质给第三方,发生保理商与质权人的权利冲突。此种情况下,将出现哪个受让人的权利优先问题。我国《合同法》和有关法律未就此类问题作出规定。
  转自廖杨:《从<国际保理公约>析我国国际保理制度的相关法律问题(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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