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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与所有物的密切关联及公平考量为基础的债权破产取回

发表于 2015-3-25 15:44:42 查看:1416 回复:0
以与所有物的密切关联及公平考量为基础的债权破产取回
    此类债权取回主要有两大类型:其一是代偿取回权,即债务人所占有的他人财产在破产开始前被债务人无权处分或因故毁损灭失,或者在破产开始后被破产管理人无权处分?或因故毁损灭失,致使在破产程序开始后一般取回权无法行使时,原所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等债权因法律的特殊规定而上升为不受破产程序限制的、相当于取回权的权利。其二是对买卖关系中出卖人的价款请求权提供特别保护,允许出卖人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取回”所有权已转移的物品。两种取回权的确立,虽说都与所有权有一定的关联,但严格说来,并不是所有权直接作用的结果,而是源于特别保护某些债权的法律政策。
  1.作为债权破产取回的代偿取回权。依一般民法法理,若债务人无权处分了标的物或标的物因故毁损灭失,则所有人原物返还请求权将随之消灭,其只能向债务人请求侵权与违约赔偿或请求不当得利返还。若这两项债权发生在破产程序开始前,按照破产法的一般原理,其性质应属普通破产债权,只能获得按比例的清偿。同样,在破产程序开始后,若破产管理人无权处分了标的物或标的物因故而毁损灭失,所有权人充其量也只能享有针对破产财团的共益债权,要求以破产财团为限赔偿其损害,或者依据《企业破产法》第42条要求返还不当得利。而共益债权亦有不能获得完全清偿的可能,其与通常所说的所有权人有要求返还原物的权利有本质区别。
  在上述背景下,若债务人破产时法律将此类债权的清偿与所有物返还(即允许原所有人“取回”变形物)同等对待,将不得不打破法律既有之物与债区分的逻辑与体系安排。对此,必须提供价值层面的充分论证。目前各国特别保护此类债权的主要依据是“公平的理由”:若标的物原本不属于破产债务人,则不应因破产债务人对其无权处分即允许该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就其价值受偿。而从功能的视角看,若不赋予此种保护,则债务人或破产管理人将可能为规避取回权制度的适用而故意非法损害或处置标的物,进而破坏整个破产取回制度的有效运转。
  关于代偿取回权的性质,学界曾有观点认为“应准用民法上关于‘物上代位权’的原则”加以解释。这是不恰当的。理由如下:(1)物上代位制度主要强调标的物价值的延续与替代(如担保权人通常仅有权就担保物变现所得优先受偿而并不能直接取得担保物),而作为取回权基础的所有物返还制度则以原物存在为前提,二者具有明显差异。另外,在原物被以互易等方式转让并换取代偿取回物后,固然可以认为该物为原物的“代位”,但若债务人或破产管理人将该“代位物”再次处分,原所有人似乎便不能再援引“物上代位权”要求返还处分所得,毕竟原物的代位物也已消灭。而且,即便适用“物权代位”的理论加以解释,也不能解决如何确定代位关系终点的问题。(2)在讨论代偿取回权与物上代位制度的区别时’还需注意的是,若所有人在破产程序之外已经丧失了主张返还原物或原物之转让所得、赔偿金等的权利,则即便仍存在“物上代位物”,其在破产程序内也不应享有代偿取回权。例如,债务人将所占有的标的物通过无权处分出让给买受人并获得价款债权。在买受人履行义务前,债务人的某一债权人通过强制执行程序扣押了该债权。此后不久,破产程序开始启动。现所有人对第三人的扣押提出异议并主张代偿取回。对此种情形,应当认为,与物上代位制度不同,代偿取回权制度仅适用于破产时对某些债权的特殊保护,而在破产法之外该制度是不适用的。所有人在破产法之外原本不得对债务人之其他债权人的就无权处分所得债权的扣押提出异议,因此,在破产中亦同样不应有异议,故代偿取回制度在此不发生适用。(3)在法律明确地以物上代位制度确定了原物变形物的归属时(如我国《物权法》第174条),亦无适用代偿取回权制度的必要。例如,所有人甲将某艺术品质押给债权人乙,担保债务人丙对乙所负担的500万元债务,事后债务人丙不能履行债务,乙行使质权将质物变卖,在扣除变现费用后获得1000万元的变现所得。所有人甲遂请求乙返还剩余的500万元价款。若在乙返还该价款前破产程序开始,甲自然可以“取回”该剩余之500万元变现所得,而此项“取回”本质上仍是基于所有权的取回,即乙占有了不属于其所有的物,属一般取回权。
  虽然在学理上被广泛肯定,但代偿取回权制度在我国并未被明确规定,因此实践中行使代偿取回权的主张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是存在疑问的。不过在与破产有关的审判实践中,有的法院事实上还是考虑到了代偿取回权。例如,在“中国冶金进出口辽宁有限公司诉沈阳市铁西区城市建设局等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中,原告与案外第三人沈阳冶炼厂就代炼加工物料灭失的赔偿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冶炼厂的破产清算组将其对被告享有的84万债权转让给原告。法院认为该债权的转让并不损害参与冶炼厂破产清算的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因为原告对代炼加工的物料享有取回权,由于该物已被冶炼厂处分,故应由冶炼厂予以全额赔偿,而为履行该赔偿而转移的债权不属于破产财产。该案中法院的论述虽然不够清晰,但其关于原物灭失而产生的损害赔偿不受破产程序影响的判断,暗含了代偿取回权的思路。可惜法院的推理并不芷确,因为物料灭失赔偿之债是原告对冶炼厂的债权,只有存在物料灭失后相应的代偿物如保险金、赔偿金、价款等才可能有代偿取回的适用,而冶炼厂对被告享有的债权与物料灭失没有任何关系,不是加工物料灭失后的代偿物,冶炼厂将该债权转让给原告显然不属于代偿取回,而可能构成对原告的偏颇清偿。
  2.降低出卖人价款风险的在途货物取回制度。在途货物取回权是源于英美货物买卖法中的中途停运而由破产法规定的一项特殊制度。据此,在异地买卖关系中,若出卖人已将买卖的物发运,买受人尚未收到且未付清全部价款而被受理破产,则出卖人可以取回在途的标的物。笔者认为,严格说来,“在途货物取回权”在性质上只是保护出卖人价款债权的一项特殊制度,而非所有物返还,理由如下:(1)根据我国《合同法》第61条、第141条以及《物权法》第23条等相关规定,若当事人无特殊约定,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将标的物交给第一承运人即构成交付,从而发生所有权转移;另外在国际货物买卖中,常常通过交付提单等单证完成所有权转移,此时买受人在现实地收到货物前即已通过该单证交付而取得所有权。也就是说,即使法律规定“出卖人可以取回在运途中的标的物”,其性质也不完全是所有权人取回“所有物”,因为原所有人可能早已丧失其所有权。(2)按照法律的规定,在途货物的取回并不导致买卖关系的终止,出卖人也不能依据该“取回”终局性地保有有关标的物,在这个意义上,出卖人“取回权”更多是对其价款债权的特殊保护,与作为债权担保制度的留置权在结构与功能上类似。
  准确界定出卖人取回权的性质,对解读《企业破产法》第39条的含义有至为重要的帮助。依据该条规定,在途货物取回权的成立,要满足“买方尚未收到”且“标的物在运输途中”两个要件。对于前一要件,应当认为是指货物尚未被买受人现实占有(仅取得单证亦不构成现实占有)。因为只有采用这一解释,才能够更好地保护出卖人的价款债权,从而更契合出卖人取回权制度的立法目的。对于后一要件,一种解释是要隶在出卖人主张取回权时货物“在运输途中”;另一种解释是只要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标的物“在运输途中”,无论在买受人收到货物前还是收到货物之后,出卖人均可行使取回权。显然,以上两种解释对出卖人的保护程度截然不同。从文义解释角度看,对《企业破产法》第39条的理解应以第二种解释为妥,也更符合立法上降低出卖人价款风险的原意。其一,从文义上若解释为在“行使取回权”时货物需在途,在立法上便无强调标的物于“破产受理时”在途的必要。其二,在途货物取回权要发挥作用主要在买受人收到货物之后,因为当货物尚在运输途中时,托运人的中止运输权已可为出卖人提供一定的救济。其三,从法院受理买受人的破产申请到出卖人得知并进行应对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若规定在行使取回权时货物“在运输途中”,对出卖人的保护将不够充分。总之,立法者在买受人破产时“无视”所有权转移的时点而赋予出卖人以“取回权”,更多是出于公平的考量而非单纯的教义推演,在具体适用上围绕降低债权人价款风险这一目的加以解释是必要的。实践中这种公平考量不仅适用于在途货物买卖,在一般的买卖交易中也有所体现。以下所述出卖货物的延时取回即为一例。
  3.出卖货物的延时取回。根据《美国法典》的相关规定,若出卖人按正常交易途径将标的物出卖给债务人,而债务人在实际接受该标的物时已处于破产状态,则只要标的物的接受(实际占有的转移)在时间上位于破产前45天内,出卖人即可不受破产程序的限制,在破产开始后取回法律意义上所有权已转移给债务人的有关标的物。?我国现行破产法未规定此项制度。不过1906年制定的《大清破产律》第44条曾规定呈报破产前半月内批买之货物未经付款,原件尚未拆动者,卖主可向董事告明,査系属实,准将原货物取回。”其所昭示的朴素公平观念颇值承继。
转自许德风:《论债权的破产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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