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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让与通知主义的价值衡量

发表于 2015-3-27 11:28:51 查看:1158 回复:0
本帖最后由 爱保理秋秋 于 2015-3-27 11:34 编辑

  优先顺序之通知主义的价值衡量
  1对受让人之影响
  通知主义对受让人弊多利少。
  其一,通知的不可行性。通知在单个的现存债权让与时较为简便,又不如登记主义般存在登记错误风险。但在商事交易中窒碍难行。首先,在将来债权让与的场合,或者债权赖以产生的基础关系存在(债务人已确定)而债权尚未发生,或者债务人尚未确定。在前者,对债务人的预先通知无效;在后者,根本无从通知。
  其二,通知的不安全性。通知主义难以实质性地降低欺诈风险与欺诈行为成本(实施成本与暴露概率)。让与人重复让与时,可与债务人通谋伪造时间在先的让与通知。此类行为除需债务人配合外,仍无重大障碍。受让人地位未能根本改观,而通知作为纯私人行为,同样易引发顺序之争。
  除在后让与外,受让人亦难防范在先让与之害。通知虽有公示之名份,实无公示之功能,不足使受让人免遭来自先通知的受让人的不测之害。此点与潜在受让人处境类似,故于下段一并讨论。
  2对潜在受让人之影响
  通知主义下,通知作为占有的等价物被寄予厚望。但这完全是一种拟制,因为通知根本不能起到向第三人公示的作用。
  其一,通知式公示不可用。通知名为公示,实则并不将让与事实公开展示,而只是向债务人披露。第三人只有向债务人查询,方可了解债权是否让与。
  在单个的现存债权让与之情形,向债务人查询并不现实。债务人对第三人不负有告知义务,同时可能出于成本考虑,置查询要求于不顾,尤其是当数个第三人频繁查询之时。债权流转频率越高,债务人告知成本越大。债务人既无告知义务,又无积极告知的激励(债务人既不因告知而获益,也不因不告知而蒙受不利),第三人如何指望查询要求能得到有效回应?债务人纵愿意告知,亦需搜寻相关交易记录、业务账册,不可能对已收到的让与通知记忆无误并即时回复。债务人有意无意地不告知或迟延告知,事属平常,法律对此更无时限要求,查询效率低下,贻误商机势所难免。更何况债权让与不以通知债务人为生效要件,债务人未必知晓让与,纵有心相助,亦无力相告。
  在将来债权让与之情形,如债务人已可确定,第三人查询将遇到同样困难;如债务人尚不确定,第三人根本无从查询。
  在大宗债权让与之情形,让与债权涉及众多债务人,一一查询,不切实际。
  其二,通知式公示不可靠。纵然第三人已从债务人处获知债权让与与否的信息,信息的准确性并无保障。债务人既无告知义务,也不对告知的正确性负责。假设法律试图对债务人课加告知义务或不正确告知的损害赔偿责任以确保公示作用,显然欠缺正当性。因为此举将显著增加债务人负担与风险,使债务人因债权让与而地位恶化,有违债权让与法“充分保护债务人”之基本原则(应收款转让公约序言)。
  “公开警示”功能为公示制度应有之义,公示的要旨在于作为准确、便捷的交易标的权利信息公开供应机制。通知既不能如占有一般令第三人一望即知,又不能如登记般便于查询。通知式公示徒具理论价值。
  3.对让与人的司法担保与法定担保债权人之影响与针对先受让人的欺诈性让与相当,通知主义仅略增欺诈成本而已。让与人与受让人及债务人可通谋倒签让与合同及让与通知时间,击败在先担保权。
  4.对让与人的普通债权人和受让人的债权人之影响通知式公示并非有效的信息供应机制,让与人的普通债权人与受让人的债权人难以避免不公示主义情境下的危害。
  5对让与人之影响
  通知主义对让与人几乎有害无益。其一,通知在手续上简于登记,且一般不存在通知错误之风险,但在将来债权及大宗债权让与中难以操作,成本远高于登记,让与人有效利用其资产的机会因之受限。而较之不公示主义,通知徒增成本。其二,剥夺了秘密让与的便利。如英国学者指出,秘密让与在实务中多有需要,为隐蔽让与人的信贷需求和财务状况,常需由受让人订立“不告知条款”(受让人承诺不通知债务人),但通知主义却使此类条款难以适用。其三,同样由于信息失灵,通知主义难以缓解“市场限制让与”效应。
 转自李宇:《债权让与的优先顺序与公示制度》  法学研究 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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