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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际保理法律机制探究

发表于 2015-4-16 15:57:58 查看:912 回复:0
  我国国际保理法律机制探究
    尹利剑(河南财经学院,河南,郑州45011)
    国际保理是指在国际贸易中以赊销(O/A)、承兑交单(D/A)商业信用销售条件下,保理商同国际贸易中的卖方达成的一种连续性的协议,规定卖方将销售货物或提供服务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而保理商则提供预付款融资、买方的信用风险担保、销售分户账的管理及收取应收账款等服务的一种综合性金融业务。
  现代意义上的保理业务发端于19世纪末的美国,继而兴于欧洲。据FCI(国际保理商联合会)提供的数字,1976年,国际保理在全球贸易结算中的份额还仅占23%,到了2001年,国际保理在全球贸易结算中的份额已达到4%,超过信用证的业务量。尤其是欧盟内部,80%的进出口业务都是采用非信用证方式,并采取保理方式收款。国际保理在欧美盛行的原因从保理的职能可见:国际保理可以为出口商提供优惠的信用付款条件,增强出口竞争能力,减少财务风险,扩大出口创汇。
  我国办理国际保理的规模尚小。2003年全球国际保理业务量达到7,603.92亿欧元,其中英国和意大利国际保理业务量分别达到607.70亿欧元及1,325.10亿欧元,处于亚洲地区的日本国际保理业务量则达到了605.50亿欧元,我国台湾地区也达到了160.0亿欧元,但我国大陆地区国际保理业务的交易量仅为26.40亿欧元。这与我国作为进出口贸易大国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2以)4年中国外贸再创新高,比上年增长30%,总额达11547亿美元,其中信用证结算约为20%左右,赊销额约在70%以上,而这部分交易量恰是国际保理业务的根基。以上数据一方面说明差距的明显,另一方面说明保理业务在我国所蕴藏的巨大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国际保理业务的一些通行做法与我国国内法律环境“不兼容”问题是影响其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在这种形势下探讨我国保理法律架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如前所述,国际保理的核心内容是应收账款从客户转移到保理商手中,应收账款是客户(出口商)向债务人(进口商)发送货物后待收取的货款。这笔货款通常是远期的,在订立货物买卖合同和卖方发运货物后一段时间才进行支付。这就表明,应收账款作为一笔货款金额,它不是现实的,而仅是一种权利,即应收账款权。应收张款作为一种债权,是一种账债,即账面债权。因此,作为保理核心的应收账款的转让就是债权的转让。我国《合同法》中的债权让与制度为国际保理业务提供法律依据。
  一、我国现行的国际保理法律机制
  1.关于应收账款的可让与性。(合同法》第79条确立了合同可自由转让的基本原则,但对三类不可转让的债权作了规定,保理业务中的应收账款属于基础合同中供应商所拥有的债权,这类债权不属于“具有人身性质的债权”,也不属于“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因此只要供应商与债务人之间没有禁止应收账款让与的约定,该应收账款即可合法让与。
  2.关于应收账款转让对债务人的生效要件。保理业务中的应收联款转让对债务人是否生效,将直接影响到债务人对保理商债务的履行。根据(合同法》第80条的规定,应收账款的转让要通知债务人才能对债务人产生效力,否则不能对抗债务人。
  3.关于应收账款转让的内部效力。应收账款转让的内部效力就是应收账款转让在供应商与保理商之间产生的效力。
  《合同法》第81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从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
  从权利随主权利转移,这已是各国立法所公认的法律原则。
  这些从权利基本包括担保物权、利息债权、违约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选择权和优先权等。主权利与从权利是相互对应的,主权利不存在,从权力也不能存在;没有从权力,主权利就无从谈起。主权利转移时,从权利一般随之转移。因此,应收账款转让时,从属于该应收账款的从权利也随之转移于保理商。但是.与供应商有人身关系的从权利不能转移,如合同解除权、撤消权等形成权或与供应商有不可分离关系的从权利等。这条法律规定确认了了供应商通过债权转让而获得国际保理中的融资和其他金融服务的效力。
  4.应收账款转让的外部效力。应收账款转让的外部效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债务人收到债权转让的通知后,债权转让即对他产生效力,债务人应向保理商履行义务;另一方面,债务人可向保理商主张抗辩和抵消权。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债务人享有的抗辩权在保理业务中主要表现在当事人有禁转约定的抗辩。《合同法》从保护债权人和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角度出发,承认当事人关于对合同权力禁止让与的特约效力,其79条规定的债权让与除外情景就包括“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因此,只要在应收账款让与成立之前,买方和债务人约定禁止转让合同有关的权利,则债务人即可以此对抗保理商履行债务的要求。
  二、国际保理实务与我国现行法律机制的冲突
  1.未确立对未来发生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的效力。我国《合同法》确立了合同可自由转让的原则,但根据我国民法原理,债权转让必须为有效存在的合同债权,且债权的让与不得改变债权的内容。合同权利的有效存在是合同权利转让的基本前提。已无效的或已消灭的合同权利转让给他人,即为标的不能,其转让的有效性尚未被我国法律界所承认。但是,如果将此原理运用于保理实务操作,未免对保理业务的操作产生阻碍和限制。
    事实上,出于简化手续的需要,不少保理商倾向于一揽子转让型保理,即供应商可能与国外的债务人预计存在一系列的交易,双方往往想通过一个总体的出口保理协议即将日后发生的保理均予以规范,在保理商向供应商核准债务人的信用额度的金额内,均纳人一揽子协议的约束。如果法律上对此不予认可,双方就每一笔具体应收账款债权的发生均需办理转让手续,更麻烦的是,保理商在支付预付款融资的情况下却得不到应收账款债权,在供应商将应收账款债权设定质押或转让给第三方时保理商无法与之对抗,在发生特定事件(如供应商破产清算)时,则保理商将面临更大的风险。
  2.禁转约定的抗辩权对保理实务的负面影响。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保理商对于存在合同限制转让的应收账款债权不应接受办理保理。但在国际保理实务中,要求保理商逐一检查供方与客户的买卖合同,显然是不现实的;另外,在一些情景下限制转让条款反映在供应商和买方在商务合同外签订的补充协议中,保理商更是无从查起。如果拘泥于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保理商在实际业务中的权利将无从保障,从而会极大的限制保理业务的发展。
  3.隐蔽性保理与我国相关法律原则的冲突。隐蔽性保理,是指供应商在办理保理业务时并不将应收账款转让事宜通知债务人,而在供应商与保理商之间悄悄进行的保理,但在应收账款逾期后,保理商为维护自己的权益,有权将保理项下应收账款转让通知债务人。这是国际上较为通行的一种保理业务方式。但隐蔽型保理业务在我国当前法律环境下的效力存在争议。在我国,隐蔽型保理主要面临的两个问题:一是通知债务人前隐蔽型保理之保理合同在供应商和保理商之间是否有效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保理业务中的意义是:如果未经通知的债权让与合同不生效,则在某种情形下承担隐蔽型保理的保理商将承担较大法律风险,因在隐蔽型保理项下应收账款债权回收仍然是由供应商从债务人处收回并转付保理商,回款账户是设在保理商处的一个专门账户,假设款项进人专门账户后遇到供应商第三方债务人通过司法机关的冻结、扣划,若债权让与合同无效,则保理商的权利很难对抗司法执行措施。二是迟延通知的效力问题。这关系到保理商对债务人的“对外效力”,是保理商能否享有应收账款债权的关键。
  在应收账款逾期后,保理商为维护自己的权益,有权将保理项下应收账款转让通知债务人,此时的通知属于延迟通知,如若延迟通知无效,那就意味着债务人将不会对保理商承担清偿债务的义务,保理商的权益很难得到保全。
  4.我国现行法律就应收账款转让引起的权利冲突未能提供完善的解决原则。供应商有时因故意或出于对法律的误解,将已办理保理的应收账款债权又转让给第三方,或将已转让给第三方的应收账款债权向保理商申请办理保理业务,出现保理商与其他债权受让人之间的权力冲突;已办理保理应收账款债权又被出口商出质给第三方,发生保理商与质权人的权利冲突。此种情形下,将出现哪个受让人的权利优先的问题。我国《合同法》未就此类问题做出规定,但根据我国民法原理,一旦发生纠纷可采纳“通知优先原则”和孰先签订转让/质押合同孰优先的原则。这样的原则固然较之其他制度更显公平合理,但在实践中都存在举证的困境,尤其是一个信用制度缺失的国家或地区,恶意的债权让与人很可能与其中一个后位“债权受让人”串通,倒签转让日期,或恶意的后位债权受让人与债务人恶意串通,倒签收到通知日期,制造虚假证据,从而损害善意受让人的利益。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国际保理法律机制在某些方面已经不能满足保理实务的需要,甚至对国际保理业务产生了负面作用。因此,以推动和保护贸易为出发点,我国国内法律应适当参考国外立法,对现行的国际保理机制进行合理的修正。
  三、借鉴国外立法,完善相关法规1
  1.在原则上确立保理业务中对未来发生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的效力。当前,许多国家保理法律与实践以及国际公约对未来应收账款债权的转让是认可的。美国《统一商法典》在第9条一204条规定,在担保协议中可约定对于未来发生的与融资相关的抵押证券、应收账款、动产票据、无形资产支付、本票的转让。英国虽无成文法做出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实际上认可了一揽子转让保理的法律效力。《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保理公约》第5条规定“……1.保理合同关于转让已经或将要产生的应收账款债权的规定,不应由于该合同没有单独指明这些应收账款债权的事实而失去其效力,如果在该合同订立时或这些应收账款债权产生时上述应收账款债权可以被确定在该合同项下的话……2.保理合同中关于转让将来所产生应收账款债权的规定可以使这些应收账款债权在其发生时转让给保理商,而不需要任何新的转让行为”。《国际贸易中应收款转让公约》第8条第2款也规定:“除非另行议定,一项或多项未来应收款的转让无须逐项应收款转让办理新的转移手续即可具有效力。”这些立法意图即在承认和尊重现有的业务现状,并促进其发展。我国国内法律也应以推动和保护贸易为出发点,适当参考国外立法,在原则上确立保理业务中对未来发生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的效力。不过,对保理业务中未来应收账款债权的转让如果无限制地规定为有效,有可能对供应商及出口保理商构成一定程度的不公平。
  可取的改进是:鉴于保理是一种有着独特商业惯例规则的业务,对其未来应收账款转让的有效性应采取“折衷”说,即原则上同意未来应收账款债权是可予转让的,但为适当保障债权让与人利益,防止权利受让人滥用权利,应做出一定限制条件。未来应收账款债权保理效力应有四项条件限制:(1)所让与的未来应收账款债权本身是合法有效的;(2)未来应收账款债权有发生的可能性;(3)所让与的未来应收账款债权应被特定化为保理项下的应收账款债权。即该笔应收账款债权与保理合同有着明确的对应性和可识别性。这就需要在保理合同中对有关应收账款债权的要素做出约定,如特定的债权人及债务人,在保理商核定的信用额度范围内,在保理协议期间内所发生的应收账款债权;(4)未来应收账款债权的转让应与保理商核定的信用额度相适应。应同于与信用额度(保理商坏账担保额度)或上浮不超过一定的比例的金额为宜。
  2.确认对限制转让的应收账款债权办理保理的法律效力。美国《统一商法典》及《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应收款转让公约》规定,保理商即便知道有关贸易合同的转让限制,仍可通过保理交易获得应收账款债权。美国《统一商法典》的规定,是因为“市场经济有两条基本的法律原则:其一是合同自由。其二是财产处分自由,包括自由转让合同权利。如果当事人约定金钱权利不得转让,这两条原则就会发生冲突。在美国,这种情形下,合同自由原则服从于财产处分自由原则。”而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主要是为打破一些固有的法律障碍,主动干预当事人契约的约定效力,促进以保理为代表的金融交易的发展而特别制订的。对于保理业务而言,牵涉到原有资产(如买卖合同债权)作为单据化(或说虚拟)资产方式的二次流通,这样的业务注定是批发性办理的,如果拘泥于每一单个合同的限制性约定,保理业务就将举步维艰。因此,这样的规定看似不甚合理,但客观上促进了商品流通和贸易发展,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立法价值观,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无疑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并且这种规定对债务人而言,并不至于产生实质的负担和不公平,因为若债权让与人若在商务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任何瑕疵,债务人对于债权让与人可享有的抗辩权,亦可向债权受让人提出,出现一个陌生的债主至多构成债务人不快,但却不能构成其利益损害的理由。当然,在国际保理业务中债权人主体的变更可能导致债务人款项支付成本的增加,对这一点只需规定因此所增加债务人的支付成本应债权受让人承担即可,并无大碍。从长远看,确认对限制转让的应收账款债权办理保理的法律效力符合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和目的性。
  3.隐蔽性国际保理合同的法律效力应得到承认。国际通行的隐蔽性保理合同在未通知债务人之前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在我国颇有争议,《合同法》也未对此有明确规定。按合同法理论的通说,合同权利转让具有对内效力(在债权转让方与债权受让方之间的效力)与对外效力(指合同权利转让对债务人具有的效力)。在签订债权转让合同但未通知债务人之前,自然无对外效力,但对内效力应已具备。因此,在隐蔽型保理的情形下,确认债权让与合同效力还是合理及适当的。
  对于隐蔽性国际保理中延期通知是否具有对债务人的效力问题,应该看到,迟延通知不应影响通知的效力:首先,隐蔽型保理中的迟延通知也是通知,仅是通知时间上的推迟并未实质上改变债权的同一性,此时,所让与债权仍是商务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债权,只不过与原债权相比衍生出逾期违约金;其次,隐蔽型保理中有关迟延通知事实上并未增加债务人的债务负担,即便债权未被让与,在应收账款逾期时债务人也应承担逾期违约金。因此,有必要确认隐蔽型保理中迟延通知对债务人的约束力,这也是与国际通行的隐蔽性保理的做法相适应的。
  4.建立应收账款债权转让/质押的登记制度,解决应收账款转让中的权利冲突。据国外经验,一些国家与地区对保理业务或其他债权让与要求办理登记手续以解决应收账款转让中的权利冲突问题。如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除了某些例外,自然人作的账簿债务的转让须按《破产条例》注册,公司所作的转让须按《公司条例》注册。《统一商法典》第9章规定,担保债权人通过在政府部门签署一项表明其利益的信贷声明即可使其担保利益得以保全,这实际上也是登记公示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尚未建立起债权转让/质押登记的英国,鉴于一些纠纷的出现,也有人呼吁借鉴美国的经验,建立登记制度。而有关国际公约为防止产生类似“一物多卖”的情形,也己开始倡导各国办理国际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登记。
  建立登记制度,可以增加债权转让的公示性和公信力,有利于防止应收账款债权“一物多卖”,有利于保障善意受让人的权益。对此,我国在保理立法时可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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