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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债权转让制度

发表于 2015-4-20 11:49:56 查看:889 回复:0
      完善我国债权转让制度
    《合同法》有关债权转让的规定构筑了以应收帐款转让亦即债权转让为核心的保理业务的基本法律架构。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已经足以解决国际保理业务中的所有重大问题,特别是债权转让的效力和权利冲突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各国民法典的立法体例和国际公约国际惯例,作以下几方面完善:
  第一,将来应收账款债权的可转让性
  在出口保理业务中,出口保理商往往与出口商签订保理服务总协议,但此时出口商与进口商的贸易合同可能并未成立,转让的债权是将来的。我国《合同法》对将来债权的让与性问题未作明确规定,我国当前的主流理论观点和司法实践,也不支持未来应收账款转让的法律效力,这对保理业务是一法律障碍。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法律,包括《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应收账款转让公约》第8条、《国际保理公约》
  第5条和FCI《国际保理统一规则》均承认未来应收账款转让的效力。
  未来债权的可转让性是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前提条件,我国立法应尽快消除这一法律规定和实践脱节的现象,使一揽子转让协议取得合法地位。
  第二,销售合同中禁止转让条款的效力
  如前所述,我国《合同法》对销售合同中禁止转让条款的效力采取的是绝对有效主义原则,但从保护受让人的利益考虑,有些国家对禁止转让条款的效力加以一定的限制。《国际保理公约》第6条、《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应收账款转让公约》第9条均明确了禁止转让条款不影响转让的效力。 GRIF对禁止转让条款也采取了绝对无效主义。因此,为鼓励保理业务的发展,降低保理商的经营风险,我国可借鉴上述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适当约束禁止转让条款的有效性。
  第三,债权让与通知的主体和形式
  我国《合同法》在债权让与对债务人的生效方面,采用了国际通行的做法—通知生效原则,然而只承认转让人发出通知的效力,却没有对受让人是否可以发出通知及其发出通知的效力做出规定,不利于受让人利益的保护,而《国际保理公约》第4条、《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应收账款转让公约》第13条对转让人或受让人发出通知的效力均予以承认。至于通知的形式,《合同法》也没有明确规定,口头和书面均被允许采用,而《国际保理公约》第8条、《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应收账款转让公约》第11条、GRIF第13条均要求采用书面形式,体现了慎重原则,也便于举证。我国《合同法》对此应予以修改。
  第四,应收账款转让的权利冲突及优先权的确定我国《合同法》对此没有相应规定。《国际贸易中的应收帐款转让公约》对于多重转让的权利冲突制定了三种优先权规则,一是以登记为准的优先权规则,二是以转让合同的时间为准的优先权规则,三是转让的通知时间为准的优先权规则,即以债务人收到转让通知的先后次序决定优先权。从公约对三种规则的排序来看,体现了对登记制度的偏好。笔者认为在我国采用登记制度的条件也日趋成熟。
  2007年10月1日我国《物权法》己开始实施,《物权法》借鉴了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以及国际立法的经验,确立了由信贷征信机构进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的制度,为建立应收账款转让登一记制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我国信贷征信机构是指中国人民银行设立的征信中心,其下有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该系统为每一个有经济活动的的企业和个人建立一套信用档案,为商业银行和社会提供查询。在以应收账款出质或转让时,在这类征信机构办理出质或转让登记,社会公众可以查询到应收账款质押或转让的情况,从而使应收账款质押或转让的事实为社会公众所知晓,进而使该质押和转让具有相当公示力和公信力,防止处置人在质权存续期间或转让后将应收账款再次转让或将其重复质押。因此,为避免同一应收账款债权重复转让导致的权利冲突,利用信贷征信机构统一的系统平台,对应收账款转让进行登记公示,也不失为将来和过渡阶段的良好解决方案。
  转自戴立宏:《FCI机制下出口保理商的法律风险及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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