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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相关立法的构建

发表于 2015-4-23 11:34:35 查看:1408 回复:0
      中国相关立法的构建
  保理业务的发展要求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使当事人能够预见其行为的后果,保护自己的利益。在我国,保理业务还相对落后,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国的保理相关法律规范的缺失。目前情况下,我国的立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如何完善国际保理商与第三人权利冲突法律规范的问题,而是如何构建整个保理法律体系的问题。不过由于本文的论域所限,下文将结合中国现行立法制度,并借鉴其他国家法律、国际公约的规定,仅就如何完善国际保理商与第三人法律冲突的相关法律规范这一问题提出建议。
  (一)实体规范的完善
  1、国际保理商与其他应收账款权利人之间的权利冲突国际保理业务的核心是应收账转让,国际保理商与其他应收账款权利人之间的权利冲突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情形,对于债权转让的规定,我国《合同法》有相关规定。根据《合同法》“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的要求,我国对国际保理商与其他应收账款权利人之间的权利冲突问题采纳的主要规则应当是通知优先主义。通知优先主义使潜在的受让人可以从债务人处得知该应收账款是否己经转让,既可以确保保理商享有对应收账款的权利的目的,又可以使债务人直接向保理商履行支付义务,应该说是一种具有较高的效率和较为理想稳定性的立法模式。
  不过,通知优先主义也受到了一些质疑,原因在于其不适用于将来应收账款转让、隐蔽型保理业务,而且也无法解决如前文所述的国际保理商与票据持有人、债权质押人等其他应收账款权利人之间的权利冲突问题。笔者认为在建立相应的应收账款登记部门的情况下,采用登记优先主义立法模式应当是我国相关立法可取的发展方向,可以有效地预防和解决国际保理商与其他应收账款权利人之间的权利冲突问题。登记优先主义的优点是为确定应收账款优先权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标准,并且可以提醒潜在的受让人某项应收账款己经转让,增加应收账款转让的公示性和公信力,有利于保障国际保理商和其他善意受让人的权益。
  2、国际保理商与货物权利人之间的权利冲突问题在国际保理业务中,国际保理商所拥有的应收账款是一种债权。国际保理商与货物权利人之间的权利冲突实质上是应该说是债权与具有物权尤其是具有担保物权效力的所谓优先受偿权之间的冲突。一般来说,物权与债权发生冲突时,物权优先于债权,债权不能对抗物权。所以在国际保理商与货物权利人发生权利冲突的多数情况下,国际保理商都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少数情况下国际保理商能够获得优先权,主要原因在于:
  (1)货物权利所持有的权利在法律上规定不明
  如前文所述的出口商的前手卖方保留所有权的情况:首先,各国对所有权保留的设立形式、公示方法上有所区别;其次,各种新的保留所有权的形式不断出现,这些新的形式难以受到法律的全面保护。于是就出现了少数情况下,出口商的前手卖方无法通过保留所有权获得优先受偿的权利。
  (2)出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原因。
  保留所有权的约定是现代民法权利分化的一种现象,相对于当事人而言,出卖人和买受人的利益都可以通过约定得到均衡的保护。但是这种约定却具有相对的隐蔽性,缺乏公示,所以也极易与善意第三人的权益发生冲突。出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维护交易安全的考虑,国际保理商可能凭借其善意第三人的地位获得优先权。
  综上,解决国际保理商与货物权利人之间权利冲突的法律问题归结到底在于完善我国的物权立法。例如,我国《物权法》中并未对所有权保留进行规定,仅在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中有原则性规定。这种立法缺失,将导致国际保理商与所有权保留权利人之间的冲突难以解决。因此,有必要增加对所有权保留特别是各种新的所有权保留形式的规定。
  3、国际保理商与出口商破产管理人权利冲突问题新的《企业破产法》将于2007年6月1口起实施。依据该法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国际保理商可以通过行使抵消权实现其损害赔偿请求,但不能通过行使取回权取回其依据合同己经支付的款项,具体理由本文第二章第三节关于国际保理商取回权的部分己有阐述。笔者认为在这两项问题上,我国的法律规定是合理的,但是国际保理商与出口商破产管理人还可能就国际保理商所承购的应收账款是否属于破产财产问题发生权利冲突,而我国法律缺乏相关规定。就此问题,我国可以采纳英国破产法中合理的规定,并加以改进。即如果保理商所受让的债权发生在破产开始之前,且该债权己经存在,则该应收账款属于国际保理商所有;如果保理商承购的应收账款在破产开始之后,破产程序结束之前发生,则在保理商承购的应收账款应当是特定的,保理商己经对该账款的转让支付了对价,保理商承购应收账款之前并不知道该破产行为己经存在,三条件均满足的情况下保理商享有优先权;如果转让的是将来的应收账款,则只有在一揽子协议型保理且该应收账款可以特定化并以支付对价的情况下应收账款应当属于国际保理商所有。
  (二)冲突规则的完善
  我国现行法律有关调整国际保理业务法律关系的冲突规范几乎为零,调整国际保理商与第三人权利冲突问题的冲突规范更是鲜见,学者也少有涉及此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对此没有述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九篇对此也只字未提。仅在《绿色民法典草案》附编的第108条有涉及到调整债权转让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冲突规范,但对国际保理商与第三人权利冲突问题也无规定。笔者认为,可以参考《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应收账款转让公约》,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相关的国际私法制度,以更好的解决国际保理商与第三人权利冲突问题:
    1、确立“债权转让对第三人的效力适用转让人所在地法”的基本原则。尽管依据传统的国际私法理论,转让人所在地法并不是国际保理商与第三人发生权利冲突时所应当适用的法律,但是由于国际保理商与第三人权利冲突问题极其复杂,涉及到一国乃至多国的合同法、公司法、物权法、破产法、票据法等法律,多数情况,特别是一揽子转让或将来应收账款转让的情况下,适用传统国际私法理论往往不能指向单一、确定的准据法,因此,《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应收账款转让公约》确立了更易实现冲突规范目的的转让人所在地法规则,显然我国也应该采用这种法则。
  2、协调我国相关法律之间的关系,增加一些必须的强制性规则。前文己经提及,国际保理商与第三人权利冲突问题涉及诸多法律,协调这些法律之间的关系,避免在依据冲突规范应当适用我国法时仍然可能出现的国内法律规定不一的情况。另外,尽管我国法院可以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以维护我国的公共利益为由,拒绝适用外国法,但是该制度毕竟只是最终的“安全阀”,其适用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我国相关法律中应当增加一些强制性适用规则,明确规定某些情况下必须适用中国法,以维护我国相关当事人的利益。
    转自邱鸣:《国际保理商与第三人权利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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