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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保理未来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法律问题研究

发表于 2015-4-23 11:42:11 查看:1159 回复:0
  2007.01 经济与法
  国际保理未来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法律问题研究
  丁娟 赵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湖北·武汉430064)
  起源于50年代的美国,60年代逐渐传入欧洲,70年代中期开始在亚太地区的日本和新加坡出现。由于传统的信用证方式已不能满足当前买方市场占主导的需求,国际保理可以有效减小由赊销贸易带来的商业风险和外汇风险,克服信用证方式中资金占用、手续烦琐和机制僵化等弊端,还具有资金融通、账务管理等功能,有利于国际贸易朝着安全、有效、快捷的方向发展。
  相对而言,我国国际保理业务发展较晚,尚处于起步阶段。2002年3月由于中国交通银行南京分行不能提供无追索权的国内保理业务,爱立信倒戈投奔花旗银行,引起国内金融界的不小震动,同时引发国内中资银行的激烈讨论和深刻反思。笔者认为,应参考国外保理业务的法律与实践,结合我国的法律环境,对保理业务进行研究。
  一、国际保理中应收账款的界定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保理公约》第1条第2款第1项规定:“供应商可以或将要向保理商转让由供应商与其客户(债务人)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但主要供债务人个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货物销售所产生的应收账款除外。”
  《国际保理业务惯例规则》第4条规定:本规则所包括的业务范围仅限于与出口商签有协议的供应商以信用方式向债务人销售货物或提供劳务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该债务人所在国应有进口保理商提供保理服务。以信用证(不包括备用信用证)、付款交单或任何现金交易为基础的销售将排除在外。
  《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应收账款转让公约》第4条对11种应收账款作了排除。
  可见,国际保理业务中认可的应收账款是不同企业在正常自由的商业交易中基于商业信用而采用计账或赊账的结算方式下产生的债权债务,它排除消费交易、受管制交易、公司内部交易和其他结算方式(现金预付、信用证、付款交单、承兑交单)下产生的债权债务。
  二、未来应收账款转让的有效性
  未来权利包括基于现有合同产生的和基于未来将订立的合同产生的权利。保理协议中的一种常见类型是一揽子协议,双方约定将供应商正常业务过程中发生的应收账款大批量的转让(bulkassignment)给保理商,被转让的应收账款直到保理商和供应商签署这一协议时,仍未能实际的存在,属于未来权利的范畴,因此法律如何确定未来应收账款(futurereceivableaccounts)转让的效力对国际保理的开展是至关重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79条规定,债权人可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单从条款上看,并未提及合同是仅指现存的合同权利还是也包括未来合同的权利。但从当前我国的主流理论观点及司法实践看,还是不支持未来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的效力的。如将此理论运用于保理实务操作,未免对保理业务产生阻碍和限制,事实上,出于简化手续的需要,不少保理商倾向于对于一揽子转让型保理,如果法律上对此不予认可,双方就每一笔具体应受账款债权的发生,均需办理转让手续,更麻烦的是,保理商在支付预付款融资的情况下却得不到应收账款债权,在供应商将应收账款债权设定质押或转让给第三方时保理商无法与之对抗,在发生特定事件(如供应商破产清算)时,则保理商将面临更大的风险。
  当前,许多国家保理法律与实践以及国际公约对未来应收账款债权的转让是认可的,美国《统一商法典》规定,在担保协议中可约定对未来发生的与融资相关的抵押证券、应收账款、动产票据、无形资产支付、本票的转让。英国虽无成文法做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实际上认可了一揽子转让保理的法律效力。日本对于已产生债权,债权让与前通知原则上被认为无效,因为这将使得债务人的地位极不安定。“但是对于将来债权的让与,判例和通说一致认为让与前的通知有效”。
  相对各国在未来应收账款转让问题上的态度,《国际保理公约》则做出了明显的进步,承认了未来应收账款转让及一揽子转让的有效性。保理合同关于转让将来所产生的应收账款在产生时就转让给保理商,而不需要任何新的转让行为。这一规定在缔结过程中综合美、英等国优秀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成果,在鼓励保理业务发展方面比某些国内法有长足的进步。
  对于未来应收账款的转让问题,《应收账款公约》的态度也十分明确,承认未来应收账款转让的效力。根据《应收账款公约》第8条“转让的效力”的规定,未来应收账款的转让是对于转让人和受让人之间、对于债务人或对于竟合求偿人(competingclaimant)是有效力的,只要该未来应收账款在原始合同订立时,可被认明是与该转让相关的应收账款。第8条还进一步规定,除非另有约定,一项或多项应收账款的转让无须逐项进行应收账款的转让手续即可产生效力。
  但是,对保理业务中未来应收账款债权的转让如果无限制的规定为有效,有可能对供应商及出口保理商构成一定程度的不公平。如《国际保理通用规则》中有“全部转让”
  的要求。该规则第19条(1)规定了出口保理商转让的义务,其中规定出口保理商必须将供应商转让给自己的位于进口保理商所在国的债务人所欠的所有账款提供给进口保理商。19条(IV)规定“一旦进口保理商已为某一债务人核准了信用额度,且该债务人所欠发票款项已转让给进口保理商,则供应商对该债务人的所有后续账款也必须转让给进口保理商,即使账款只获部分核准或根本未获核准也应如此”;且进一步在第32条“规则的违犯”规定:“如果出口保理商严重违反了本规则的任何条款,结果严重影响了进口保理商对信用风险的评估或其收取账款的能力,进口保理商不应被要求进行担保付款。”显然,上述规定对于出口保理商或供应商而言过于严苛。
  事实上,即使赞成对未来债权转让效力的学者,也并非毫无保留,王利明认为“对于将来的债权是否可以转让,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关键要看将来的债权是否具有确定性,如果是极不确定的,则不能转让。这就是说,尽管将来的债权在将来是否实际发生尚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但如果有发生的可能性,对当事人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或财产价值就是可以转让的”。
  在今后我国的保理立法中,鉴于保理业务这种有着独特商业惯例规则的业务,对其未来应收账款转让的有效性应以宽容对待。从法理上说,保理合同中就未来应收账款债权做出的约定属于合同法上附条件生效的合同条款,在做出约定时,该部分应收账款债权正式形成之时,则该部分应收账款债权的转让方宣告生效,这在大陆法系的土壤中也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但笔者又反对只眷顾保理商一方的极端主义立场,即类似《国际保理通用规则》将未来全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的“一刀切”的规定,而主张采取“折衷”说,即原则上同意未来应收账款债权是可予转让的,但为适当保障债权让与人利益,防止权利受让人滥用权利,应做出一定限制条件。
  参考上述立法例,笔者认为,承认未来应收账款债权保理效力应有四项条件限制:第一,所让与的未来应收账款债权本身是合法有效的;第二,未来应收账款债权有发生的可能性;第三,所让与的未来应收账款债权应被特定化为保理项下的应收账款债权。即该笔应收账款债权与保理合同有着明确的对应性和可识别性。这就需要在保理合同中对有关应收账款债权的要素做出约定,如特定的债权人及债务人,在保理商核定的信用额度范围内,在保理协议期间内所发生的应收账款债权;第四,未来应收账款债权的转让与保理商核定的信用额度相适应。应同于与信用额度(保理商坏账担保额度)或上浮不超过一定的比例的金额为宜。
  从解释论角度看,也宜采取宽容态度,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宜对《合同法》第79条第1款作适当的扩张解释,即认为第79条所规定的“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不仅包括现已成立并生效的合同项下权利,而且包括未来产生的有效合同项下权利,但对未来产生的合同项下的权利办理保理需满足前述的一定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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