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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禁止转让约款的应收账款融资

发表于 2015-6-8 09:41:37 查看:1402 回复:0
      附禁止转让约款的应收账款融资
  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应收账款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可以在合同条款中约定,禁止债权人未经债务人书面或口头同意,向第三人转让应收账款,以使当事人之间保持持续特定化的债之关系。对此类禁止转让约款的效力如何认定,直接关涉到应收账款融资成本的大小。因为若肯定之,应收账款的受让人为保障自己的融资安全,必会尽最大的注意去审查原始合同,以确定其中不存在此类条款,从而可能使得融资成本急剧升高。而各国立法、学说及判例上对此则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可归纳为以下四种模式:
  其一为绝对肯定主义,如德国民法典第399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已排除让与的,债权不得让与。且“此种协议不只是产生不为让与的义务,以至于在发生损害时,
  转让人必须向债务人赔偿因违背行为而发生的损害。而且约定的禁止让与使处分(即让与)不生效力。大陆法系也有不少立法例受此影响,完全承认此项约定的对内效力和对外效力。其二为相对肯定主义,此以日本、意大利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为代表。其虽然坚持禁止转让的特约有效,但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即根据受让人的主观心态来决定特约的外部效力。正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260条所言,双方当事人得排除债权的转让;但是,如果不能证明受让人在受让时知道该排除的,则该协议不得对抗受让人。其三为绝对否定主义,英美法系出于对金钱债权自由流通的重视及对债权人财产处分权的绝对尊重,法律传统上一直对禁止转让的特约持“敌视”态度,而美国统一商法典的制定,更是将此推向极致。UCC第9-401条明确规定,账债债务人与转让人之间的合同中的某一条款,如果禁止转让一项账债,就是无效的。“此无效为绝对无效,不仅对账款让与的效力毫无影响,而且原债权人违反约定的转让行为也并不构成违约。”其四为相对否定主义,是对以上两种极端模式的折衷与调和,要点为不管应收账款受让人是否知情,禁止转让的特约对其均不发生效力,但这并不影响转让人对债务人承担一定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国际保理公约》与《应收款转让公约》均采此种模式。
  从横向比较来看,此四种立法例似难分伯仲,在利益衡量上也各有其理由及根据。但再以纵向的时间轴为切入点可以发现,以上四种模式确立的时间恰是依次而进,由此当可探寻债权转让和质押制度的总体发展趋势,笔者认为表现于以下两点:第一为相关法律制度的重心由规范一般民事债权的转让转向于商事领域的金钱债权(应收账款),而后者为“典型的债权”,是在现代社会的经济组织中占首要地位且流通最为频繁的一类债权。第二为债权尤其是金钱债权的流通性大大增强,同时其在流通中实现了自身财产价值的最大化。自罗马法将债权视为法锁而不许其自由让与开始,此后各国债权让与制度发展的重心就在于“解禁”,逐渐取消对债权让与的各种限制。禁止转让的特约虽为当事人愈思自治的体现,本应受到葬重,但因其影响了人类对未来利益的自由处分,其有效性在现代开始受到严峻挑战。如德国民法中对让与的限制妨碍了现金流通权,阻碍了信贷机构和受让部分应收账款的保理公司的工作效率,并且影响了国民经济领域中所需要和要求的金融信贷的便捷。立法者不得不在1994年修改商法典,规定如果债权出自双方商行为或债务人为公共机关,则约定的禁止债权让与的条款相对无效。由此可见,上述第一种模式对债权融资中的交易安全栽害过重,也不符合债权让与制度的发展趋势,应不可采。而对于其他三种模式应以何者为宜,尚可讨论。
  对于依法可以让与的权利,除非有正当理由,不得以法律行为排除或限制其处分,此乃现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而债务人与债权人订立禁止转让的约定,通常是为了照顾债务人的利益,因为“受让人可以比出让人更苛刻,而债务人不希望与陌生的债权人打交道”。但对应收账款这种完全丧失个性的金钱债权而言,履行数额与履行期限均已固定,无论向谁给付均不会实质性的改变债务人的权利义务,至多会因为债权人住所地的不同而使得其付款成本略有增加,但此并不足以构成限制转让的“正当理由”。何况对于保理业务和资产证券化业务而言,都牵涉到原有资产作为单据化(或说虚拟)资产方式的二次流通,这样的业务注定是批发性办理的,如果拘泥于每一单个合同的限制性约定,保理业务和资产证券化就将举步维艰。因此为了提高应收账款的融资效率,降低受让人的审查成本,不宜根据其主观心态的不同作区别对待。此外,UCC所采的模式过于绝对,使得双方当事人的特约完全丧失意义,突破了意思自治的底线,难谓公平。而国际公约所采的折衷模式能在几方利益之间保持更好的平衡,笔者赞同之。但需要注意的是,债权人违反约定转让应收账款的行为并不会构成根本违约,债务人没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只能请求金钱赔偿而己,否则融资安全难以保障。
  我国《合同法》第79条第2项规定,“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合同权利不得转让。根据文义解释,应是采取了绝对否定模式,其弊端己如上述。
  笔者认为,我国既然采纳了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那么在将来制定民法典债权编时,必然要为应收账款转让的特殊规范留有一席之地,这也决定了须对禁止转让特约的效力作类型化的规定。即对于一般民事债权,承认此项约定的效力,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而对于金钱债权,则否定其对外效力,但此并不妨碍转让人违约责任的承担。
    转自孙超:《应收账款融资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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