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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与通知前应收账款的归属

发表于 2015-6-8 09:56:23 查看:1040 回复:0
本帖最后由 爱保理秋秋 于 2015-6-8 11:48 编辑

      让与通知前应收账款的归属
  让与通知对债务人有绝对效力,已如前述,但这是否意味着通知也是决定应收账款归属的界碑?此问题进而可置换为,受让人若要取得应收账款,是否必须在转让合同签订之时即刻向债务人发出通知?对此问题的回答,与应收账款融资能否成功息息相关。因为在商业实践中,存在着不通知的习惯,或由让与人代表受让人接受给付,或者在或者在金钱债权让与中,由让与人和受让人就收款的银行帐户和邮政信箱的控制权达成协议,这样反而可以避免给债务人带来任何不便,这些不便可能造成正常的一连串付款的中断。这种“秘密让与”的法构成,也是德国债权让与担保在与债权质的较量中,能够大获全胜的主要原因。此外,国际保理业务中还有所谓公开型保理(明保理)与隐蔽型保理(暗保理)之分,后者是指虽然供应商与保理商签订了保理协议,将债权转让给保理商,但在转让之时并不立即通知债务人的保理业务。其运作机理是由供应商与保理商共同建立一个债务人付款的专门账户,对此账户保理商有监督、控制和划拨之权。与之异曲同工的是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资产原始权益人(转让人)、SPV ,资产原始权益人的银行三家往往共同签订一个“锁定账户合同”,将资产原始权益人所有用来收取资产款项的银行账户和邮政信箱“锁定”起来,使资产原始权益人无权支配“锁定账户”和“锁定邮政信箱”内的现金。若“不通知,应收账款即不能不转让”的推论成立,一旦转让人的其他债权人通过司法途径将此账户进行冻结、扣划,保理商或SPV将无权与之对抗:甚而在转让人破产的情况下,保理商或证券投资者亦将一无所获。
  如此大的法律风险可能使得暗保理业务和资产证券化难以为继。
    可见,至少实践中的需求表明,应该切断通知与应收账款归属的联系。其实从各国立法例来观察,基本上均持自由让与主义的观点,即债权让与在双方当事人意思达成一致时即告发生,只不过由于对物权行为理论的采纳与否,在法律构造与概念体系上略有差异而己。我国《合同法》也仅规定了让与通知为约束第三债务人的要件,应该说是基本符合融资实践需求的。可仍有学者坚持通知应为债权让与的生效要件,总结其原因,无外乎以下两点:其一,如果规定债权让与协议一旦有效成立即发生债权的移转,而受让人取得的债权又不能拘束债务人,则由于债权的效力主要体现为对债务人的拘束力,不能拘束债务人的“债权”很难认为是真正的债权,因此这种规定“口惠而实不至”,背离了债的本质特征和内在逻辑。其二,将通知确立为债权让与的公示方法,更好的保护了交易安全,可以使债权让与在受让人因债权变动而取得债权的对内效力和对债务人、连续受让人等第三人的对外效力有机统一起来;由“通知对抗主义”向“通知要件主义”转换,更能与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保持体系上的统一性和逻辑上的连贯性。
  笔者认为,上述两点理由均无坚实依据。对于其一,虽然不可否认若一方面承认未经通知应收账款即己转让,而另一方面此转让又不能对抗第三债务人,在逻辑上确未能保持圆通,但问题在于这是否就能成为制度设计的硬伤。
  法律逻辑毕竟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除逻辑推演外,还必须对现实社会生活中各种各样互相冲突的利益,根据法律的目的和一般价值予以衡量。上述所谓“口惠而实不至”的规定,既能满足商业实践的强烈需求,又兼顾了对债务人利益的全面保护,堪称妥当的制度安排。对于其二,在本文第四章已经强调,将通知树立为应收账款转让的公示手段,实为其不能承受之重,不若直接仿效《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九编,建立完备的登记机制。如此,通知仅为对抗第三债务人的要件,而登记才是对抗外部第三人的要件,两者各担其责,共同达致保护交易安全之目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亦能更加简单、明了的加以确定。
  转自孙超:《应收账款融资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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