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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的时间和形式

发表于 2015-6-8 09:57:31 查看:2710 回复:0
本帖最后由 爱保理秋秋 于 2015-6-8 09:58 编辑

      通知的时间和形式
  (一)预先通知与迟延通知
  应收账款转让合同成立之前所为的通知,应不生任何效力。因为让与通知在性质上属于观念通知,又称让与事实通知,让与既未发生,通知便无所依托。
  更何况若允许此种通知发生效力,将陷债务人于极为不利之境地。虽然可通过表见让与补救,但此通知之实益又成疑问,而不若直接否认其效力。
  需要注意的是,在利用未来应收账款进行融资时,转让合同一经签订并生效,当事人即应获得通知的权利,而无须等待未来应收账款真正产生之时再行通知。此种规则在《应收账款转让公约》第16条第2款有所体现,即“转让通知或付款指示可涉及通知后产生的应收款”。其目的即在于鼓励当事人积极利用未来应收账款融资,并简化通知程序,提高融资效率。此点与上述预先通知有异,不可不察。当然,为了保护债务人的利益,此类通知一般应以书面为之,并且须清楚明确的指明哪些范围内的未来应收账款已被转让,通知的内容应与融资合同中所确定的未来应收账款的范围保持一致等。
  对于迟延通知,即晚于债务履行时间的通知,有学者认为其不能对债务人发生效力,主要原因在于债权逾期影响了与原债权的同一性。从融资实践来看,此种观点恐不足取。因为就隐蔽型保理与“秘密让与担保”而言,当事人虽然在转让合同签订之时不发出通知,但一旦日后账款到期而债务人仍未履行债务,保理商或让与担保权人仍可能对债务人发出通知,以获得强制执行的名义,使其直接向自己付款。在理论上,因为所让与债权仍是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只不过与原债权相比衍生出迟延违约金或损害赔偿金,而其仅属于原债权的从权利,不致在实质上影响债权的同一性。因此笔者认为迟延通知的效力应获肯定。
  (二)后继转让的通知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应收账款只有在频繁的流通中才能最大程度的实现其财产价值。如此,应收账款的两次乃至多次转让就成为融资实践的常态。尤其在国际保理业务中,双保理模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此模式下,应收账款实际上发生了两次转让:第一次为供应商向出口保理商的转让;第二次为出口保理商向进口保理商的转让。而在实践操作中,这两次转让的通知往往合并为一次,即供应商通知进口商(第三债务人)直接向进口保理商付款。那么此所谓“中间省略之通知”的效力如何,直接关系双保理模式的成败。《应收账款转让公约》第16条第3款明确规定,一项后继转让的通知构成对所有先前转让的通知,应属正确的选择。因为债权让与中设计通知机制的目的在于使债务人明确其清偿对象,而真实让与过程对其无关紧要;况且承认其效力即可免除多次通知之繁琐,适应国际保理业务的特点。
  (三)让与通知的一般形式与特殊形式
  对于让与通知应采何种形式,各国立法规定并不一致。最严格者当属法国民法,其要求通知需由法院书记员送达;债务人的承认,也需以公证书为之。
  如此严格方式,对债务人的保护固然较为周到,但对应收账款融资而言甚为不便。因此,不仅法国法院设法缓和此方式的严格性,契约实务与立法者也力图另辟蹊径,以规避上述陈旧的规定。应该说,形式自由是近代合同立法的基本趋势之一,让与通知的要式性早己丧失了存在的合理基础。我国《合同法》
  未对让与通知规定具体的形式,解释上当然能认为可由让与的当事人自由选择。
  对于当事人未将债权让与的事实通知债务人而又受让人直接向法院提出起诉,受让人的诉讼主张可否视为债权让与的通知,实践中尚有争论。笔者认为,从诉讼经济的价值取向出发,法院至少不应驳回受让人的起诉,而应由其对是否存在债权转让的事实进行实质性审查。因为若因未通知就断然驳回起诉,就只有在让与人或受让人履行通知以后再行起诉债务人,将会使程序异常繁琐。况且受让人基于债权让与合同直接向法院起诉债务人,完全可以达到使债务人知晓让与事实的结果,与通知的效力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当然,如果债务人通过举证证明受让人实属“无中生有”,可以恶意诉讼为由请求其赔偿自己所支出的相关费用。
  在应收账款融资的实践中,或者为了适应相关业务的特点,或者为了与商业惯例保持一致,或者为了减小融资的成本,通知逐渐发展出许多变异形式,以下两类为其典型代表:
  1.在国际保理的实际运作中,出口商发货后,将进出口贸易合同及发票副本交给出口保理商,一般同时根据保理商的要求在发票上粘贴或打印有关债权转让文句及同时将介绍信寄给进货商。明确告知进口商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的事实,并要求进口商将应收账款支付给保理商,这实际上也构成一种债权转让的通知。
  2.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为了保障广大投资人的安全地位,发起人往往是将大批量的应收账款一并转让给SPV。如果每笔债权的转移均以个别通知债务人为必要,则资产证券化几乎无法操作,因为债务人的数量实在过于庞大。
  对此又有两种解决路径:其一为放弃通知,而通过上述所谓的“锁定账户”或“锁定邮政信箱”的方式来加强SPV对证券化资产的控制。即当资产证券化正式启动时,资产原始权益人将证券化基础资产真实出售给SPV以后,资产原始权益人用来接收应收款项的银行账户和邮政信箱经过同样的程序转让给SPV,以使SPV对这些银行账户和邮政信箱以及内存款项享有最终控制权。这种方式实际上使得转让方成为SPV的托收机构,其虽然较有效率,但在安全性上稍有欠缺。其二为日本1992年颁布的《特定债权事业规划法》中所规定的允许出售债权的公司在相关报纸上以发布公告的方式完成债权转让的通知,此为我国台湾地区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所借鉴并加以改进。笔者认为,对新闻媒体公告的效力予以确认,将其作为债权让与通知的一种特殊形式在我国实践中早有先例,并有较为成熟的经验可供参考。由此决定只要对其稍加改造即可适应资产证券化的固有特点,制度成本相对较低。当然,如果当事人选择上述第一种方式,实属意思自治的范畴,法律并无干涉之必要。
  转自孙超:《应收账款融资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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