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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质权的公示方式

发表于 2015-6-9 17:20:50 查看:1388 回复:0
      应收账款质权的公示方式
  谈到应收账款质权设立或成立时,离不开应收账款质权公示问题的讨论。应收账款质权成立与公示问题实质上是物权变动与物权公示的关系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立法存在不同的选择。在公示要件主义(又称形式主义)模式下,物权公示是物权变动的要件,所谓“公示是物权效力之源”,即应收账款质权只有在质权被公示时方可发生设立之法律效果。在公示对抗主义(又称意思主义)模式下,虽然物权之变动不依赖于公示,但公示作为对抗第三人的条件,仍有非凡意义。
    传统民法是以动产质权为样本进行的质权法律创设,权利质权作为质权的补充形式,在早期被视为质权的特殊形式或“准质权”。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特别是债权价值日益被重视的今天,权利质权与动产质权在公示方法、设定方式、质权的保全与实行方式等方面的差异逐渐凸显,法律为省笔墨而设置的“准用”条款已经不能适应权利质权的发展。按照传统质权理论,转移质物的占有是质权的公示方式。质权人通过占有而控制质物,并向外界宣告权利的诞生,以避免第三人介入损害质权,使得质权的实现有所保障,体现了物权的强大力量。因此,各国立法均将动产质权的公示作为质权成立的要件,只有转移质物的占有,质权才成立,没有转移的,质权不成立。同样,权利质权也以“转移占有”作为公示方式。但权利毕竟不同于实物形态的动产,特别是一般债权,没有表彰权利的载体,无法如证券债权那样进行交付,其根本无法实施形式上的转移占有。公示的迫切需要与不能转移占有的矛盾,使得许多国家选择了“形似而神非”的变通方式来公示一般债权质权,即或交付债权证书,或通知第三人,或二者结合。然而事实上这些公示方式并不能达到将一般债权质权很好地公之于众的目的。而现代民法围绕登记制度构建债权变动的公示机制,值得我们借鉴。
  (1)交付债权文书
  债权文书是指证明债权的文件,是债权的证据证书,例如借据、公证书、定期存款单据、或邮局之存款薄。吕许多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在一般债权质权设立中要求交付债权文书,如《日本民法典》第363条规定,以债权为质权标的的,如有债权证书时,质权的设定,“因证书的交付而发生效力”。《瑞士民法典》第900条规定“有债务证书的债权,并应移交该证书”。
  台湾地区“民法”第904条规定“以债权为标的物之质权,其设定应以书面为之。如债权有证书者,并应交付其证书于债权人”。有学者认为,债权证书原件或合同书正本的交付基本符合质权设定移转占有的要求,在公示方面虽然难以与动产质权中的移转质物的占有相媲美,但也不失为一种公示方法,除此之外,难寻更为妥当的公示方法。因此,在普通债权质权的设定中,可在法律上对其公示的要求有所放宽,或如某些学者所提到的,此为“物权公示原则的相对化”现象的一种表现。”也有学者对交付债权文书具有将一般债权质权公示于众的功能表示怀疑。“债权文书是证书而非证券,亦非能够代表债权的‘所有权,文书,并不能代表权利行使和流转。”
  笔者认为,一方面,质权人握有债权证书,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出质人处分出质债权,但难以达到如同动产质权中占有动产一样的约束效果。
  由于一般债权转让不需要交付债权证书与受让人,因此,即使出质人将应收账款的债权文书交给质权人,也不影响出质人对该应收账款进行转让或其他处分。另一方面,交付债权证书也不能完全达到使第三人知晓应收账款上存在质权的目的。应收账款包括多种类型债权,债权证书形式纷繁复杂、极不统一,加上每一笔交易可能存在不同情形,有的有多个不同的债权文书,有的根本没有债权证书。而如果强行要求做成一种统一证书后才能出质又会大大降低融资效率,不太现实。因此,交付债权证书并非应收账款质权最好的公示方式。正因如此,我国台湾地区2006年5月最新的《民法物权编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总说明(担保物权部分)>中,将原“民法典”第904条“以债权为标的物之质权,其设定应以书面为之。如债权有证书者,并应交付其证书于债权人”之规定后句所及问题单列一款,并修改为:
  “前项债权有证书者,出质人有交付之义务”,意在废弃将债权证书的交付作为质权的成立或生效要件之做法。其修正理由谓:有无证书,债权人难以明晰;债务人如果隐瞒,却让债权人承担质权不能成立之后果,颇有不当。日本法上亦有同样之修正动向。
  尽管如此,交付债权证书在应收账款质押中仍有意义。在应收账款转让公示制度缺失的交易现状下,交付应收账款债权证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出质人的背信行为,同时也为实现质权提供了方便。
  (2)通知第三债务人
  将应收账款出质事实通知第三债务人,是否产生质权公示效力?对此,学者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通知是一般债权质权的公示方式。如台湾谢在全先生认为:与债权让与同,亦以对于债务人之通知为债权质权之公示方法。另一种观点认为,通知并非一般债权质权的公示方式。债权设定中的通知只是对特定的第三债务人所为,并未起到使不特定的第三人从外部认识物权变动存在的作用,难谓债权质设定的公示方法。通知第三债务人并不能使不特定的利害关系人从外部清楚地知悉质权的存在,出质人‘虚假财富’的表象依然存在。
  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认为应收账款设质通知不能担任起公示质权的重任。在债权转让中,之所以要求将转让事实通知债务人,其根本目的不在于将债权转让予以公示,事实上也难以达到公示效果,设立通知机制的目的主要是保护债务人的利益。因为,根据“义务之设定,只有为义务人所知才生效”的法理,债务人只有在接到通知或作出承诺后,其行为才受到一定限制,即不得为损害权利之行为。同样,在应收账款设质中,对第三债务人的设质通知也并非质权公示的很好方式。通知仅仅对第三债务人一人作出,且通知的方式具有隐蔽性,难以被外界所知。如果强行赋予通知以公示效力,即任何人能够通过“通知”知晓权利存在情况,那么第三人在进行交易前都不得不通过向第三债务人查询,以知晓应收账款是否有设质事实。实践中,德国、日本就采取这种方式,以达到公示债权质权的目的,并由此推出,多项质权实现的顺序按照通知时间的先后来确定。但是,以通知作为质权公示手段显然存在不少弊端。首先,它以第三债务人如实告知为前提。若第三债务人故意隐瞒或虚假告知,不仅通知之公示作用将荡然无存,而且会进一步加剧错误交易的发生。事实上,德国、日本以通知时间先后来确定质权的优先顺序,就很难避免第三债务人与后顺序的质权人恶意串通,倒签通知日期的情形。目前我国信用体系尚不完善,第三债务人失信行为更是难以防范,将通知作为质权公示方式存在很大的道德风险。其次,如果应收账款质押内容比较复杂,通知的局限性也就暴露出来。例如,某经销商有100名客户,每名客户每月向经销商支付500元货款。经销商可以将其中的30个、50个或100个应收账款概括性地出质给债权人。如果第三人在交易前,须向每个第三债务人逐一查询确认,将耗费高昂成本,也不符合商业惯例。再者,在未来应收账款质押中,质权设立时第三债务人可能尚不存在或无法确定,通知更无从谈起.
  通知虽然不是应收账款质权的公示方式,但在应收账款设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讨论通知的效力仍有必要。传统民法根据“质权设立适用权利转让规定”的原则,普遍规定一般债权出质应当将设质事实通知第三债务人。但通知的效力如何,各国立法有所不同,主要有两种立法例。一种将通知作为质权成立要件,如《德国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a另一种则将通知作为质权设立的对抗要件,即没有通知,质权对第三债务人不生效力,如台湾地区“民法”、《法国民法典》以及《日本民法典》。现代民法倾向于将通知作为对抗要件,如《美洲国家组织(OAS)动产担保交易示范法》、《IRIS动产担保交易示范法》”、《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 )动产担保交易示范法》。而我国《物权法》没有“通知”的相关规定,“通知”既非应收账款质权的公示方式,也非质权的成立要件。通知的效力如何,不得而知。笔者认为,无论是公示登记还是交付应收账款凭证,均难以对善意第三债务人产生约束。第三债务人没有义务随时关注其所欠应收账款是否被债权人质押给他人。因此,质权人欲使第三债务人之行为受质权约束,就必须将设质事实告知第三债务人,或要求其作出承诺书。通知之作用不可忽略,《物权法》应当对通知效力作出规定,即明确规定“应收账款质权的有效成立、公示或执行,均无须通知应收账款债务人。但如果没有通知,质权对应收账款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此外,还应当进一步规定通知的发出人、通知的时间、方式、内容等。借鉴现代动产担保国际示范法,笔者认为可作如下规定:应收账款质权设立后,出质人或质权人均可向第三债务人发出通知。发出通知的时间,不限定于质权设定之时,可以是质权设定之后至质权实现之前任何时候,也可以是质权实现之时。但未接到通知前,质权对第三债务人不生效。通知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且由出质人或质权人签署。通知应当对应收账款作可识别性描述,指明出质人以及第三债务人的偿付对象。如果第三债务人要求,质权人应提供有关质押的充分证据,以便第三债务人履行付款义务。
  (3)交付债权文书与通知第三债务人
  交付和通知各自存在的弊端,即便是将二者结合,也无法克服。因此,这种方式亦不足取。
  (4)登记
  作为一般债权,应收账款表现为一种抽象的请求权,其存在并没有特定的表征方式。伴随应收账款频繁地转让、设质,将产生复杂的权利层级体系,惟有债权登记制度符合简单、高效、低成本的公示要求,与传统民法中的前述方案相比,登记公示制度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以登记作为应收账款公示方式,建立统一的电子化登记公示系统,能大大降低登记的管理和存档成本,并能向第三人清晰地显示应收账款上存在质权的事实。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注册为登记公示系统的用户后,都可以方便地查询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信息,一项应收账款上有没有设立质权,一目了然。并且,登记公示系统以网络为支撑,电子化的信息记录更新及时,一旦登记完毕,没有经过法定程序不得更改,因此更为高效、准确、权威。事实上,以美国《统一商法典》为领跑者的现代动产担保交易立法,正表现出对债权登记制度的偏爱。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荷兰民法典》、《魁北克民法典》、《日本债权让渡特别法》等均借鉴美国《统一商法典》的模式建立了完善的债权登记制度,有关国际公约和示范法(如《美洲国家组织(oAs)动产担保交易示范法》、《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动产担保交易示范法》等)也紧跟此潮流。《联合国国际贸易应收款转让公约》虽然在附件中明列三种公示方法和优先权规则供作选择,但从位置排列来看仍透露出对登记的偏好和鼓励。
  我国《物权法》也选择登记作为应收账款质押的公示方法。这种选择不仅顺应了国际立法趋势,注意了国际国内立法的统一性,使得国际贸易与交流更为顺畅,同时,也充分考虑了国内的经济环境和客观条件。过去,我国法律规定的担保物权登记制度存在很多弊端,诸如登记部门不统一,各自为政,登记内容复杂,成本过高等,颇为垢病。因此,《物权法》在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上,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建立一个统一、高效的登记系统,即将设在人民银行总行及其分行的信贷征信机构作为唯一的登记机构。目前,人民银行已经搭建起覆盖全国的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再在其基础上增添一项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功能,改造成本不会太高,也不会对现阶段的登记管理制度产生大的冲击,因此,在我国建立统一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系统是科学的,也是可行的。
转自艾思斯:《应收账款质押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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