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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商业保理应收账款转让法律问题研究

发表于 2017-12-17 17:43:03 查看:2047 回复:2
本文作者:周迁凤

摘要

按照经营主体的不同,保理行业可分为银行保理和商业保理两个部分。在我国大陆银行保理并不太愿意为最需要保理服务的中小企业提供保理融资服务,而更愿意为风险程度低、管理比较规范的大企业开展保理服务,中小型企业在银行保理中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这为商业保理公司差异化竞争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因此,商业保理作为一种新型的贸易融资方式,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

应收账款转让是商业保理业务的核心,本文从债权转让约定禁止和应收账款双重转让两个角度,较为详细分析应收转款转让在保理业务中面临的问题及风险。应尽快完善我国商业保理法律法规,为商业保理创建良好的外部运行环境,促进商业保理业务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

一、应收账款转让禁止

(一)应收账款的转让效力学说

应收账款转让这个行为的关键是合同债权的转让,必须符合国内《合同法》有关规定。《合同法》第七十九条针对合同转让有非常明确的规定。针对根据合同性质和法规限制不得转让的情况,相对容易理清和鉴别。现在存在的分歧比较大的是关于违背合约里面不许转让的约定,其转让效力应该怎么认定的问题。

1、应收账款转让拥有效力,但是让与人必须担负对应的违约或者侵害赔付责任。比如《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9.1.9条、《美国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322条。

2、应收账款转让没有效力,必须准确无误地遵循合约的规定,譬如《德国民法典》第399条、《瑞士债务法》第164条。

3、相关禁止或制约债权转让的规定拥有效力,只是不能抗拒善意合理第三人,如《日本民法》第466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94条。固然国内《合同法》第七十九条,明文规定当事人两者间约定不能转让的以外情况,但针对违背当事人之间不能转让约定的效力没有制定出明文限定。

社会实际操作中大体上都认同前文中的第三种主张,遵照善意第三人交易安全必须受到保护的立法理念,这个转让行为不能无效,善意第三人变成新的债权人。原本合同的违约责任必须由原债权人来承担该债权转让行为给债务人造成的利益亏损。第三种主张总结了契约自由、财产处理自由和确保交易安全的理念,更为妥善的调节了多方当事人之间的权益。对于第三人而言要求太过严格的是,因为债权转让公示性不足,要求第三人了解其他当事人之间的合约规定具体条例。所以,必须严格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信任权益。因此在保理合同纠纷的时候,在明确应收账款转让合同的法律效应时,必须总结剖析当事人之间基础合同中针对禁止转让的规定事实和第三人的善意。

(二)明确规定禁止转让条款的效力

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九条,按照当事人约定不能转让合同权利的,不得将合同权利转让给第三人。《合同法》属于债法的一部分,即合同之债。债法又属于民法的部门法,因此《合同法》在我国因属于民法的范畴,应当遵循民法的基本原则,例如: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但是本文所讨论的商业保理是一种商事制度,是为了促进企业和社会的物质和金钱流动便捷和高效率,则应符合商事效率原则。在商事活动过程中,如果过多的受到民法规范的影响,则会大大的降低商人追逐利益的动力,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建议单独制定《商业保理法》,在本法中对商业保理合同,做出特别法的规定,在维护商事交易安全的前提下,使商事活动的效益和效率最大化。从而,遵从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使商业保理制度的运行较少的受到民法的干预。

(三)约定禁止或限制应收账款转让对保理合同效力有何影响


假如应收账款的卖方与买方在基础买卖合约中,规定禁止或限定基础合约中债权的转让,对保理合同的效力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目前全球不同国家在法律制定和实务裁决主张上均产生非常大的异议。比如《德国民法典》第399条规定,假设当事人在合约中规定禁止债权转让,然而债权人失约,把债权转让给第三人,那么这个转让行为肯定毫无效用。个别国家,比如德国在其商事立法中,由于这个条文对债权融资形成不良影响。所以,在修订德国商法典的时候,对这个条例实行修改,规定该债权转让行为依然具有效力,不过基础合同的债务人在选择给付对象拥有选择权;日本、意大利等国法规约定基础合同债务人想要拒绝向债权受让人执行合约,只能在债权受让人恶意的时候才能有效;美国统一商法典则明文规定基础合约中的禁止债权转让条文对受让人不具备效力,《联合国应收账款转让公约》也有条文规范与此相类似,体现出契约自由和财产流通(处分自由)、静财产安全和动财产安全之间难以精良达到均衡。国内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二)项规定,“根据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合约项下权利不能转让。

在商业保理交易中,顾及到保理商的审核成本有下降的需求,最大限度地提升市场交易效率,应当思考对以上有关规定制定限缩性阐释。首先,该条约定最大效力在于更好的保护债务人的利益,于是,能够给予债务人对债务的履行对象得以拥有选择权,也就是基础合同债务人能够选择对原债权人或者保理商兑现债务;其次,在保理商接收应收账款为善意,也就是对于基础合同中当事人之间的,禁止债权转让条款不了解具体情况而且没有较大过错的时候,债务人就不可以以其与原债权人先前的约定,来抗议拒绝向保理商履行合同义务,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促使市场交易越发规范合理和交易安全受到更好的保障;再次,保理合同自身并不会因为基础合同中的禁止债权转让规定而丧失了效力,不然就会高出了此条条文的规范目的,如果债务人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时,保理商能够废除合约同时要求原债权人担负失约责任;

最后,在立法论上,有需要吸取和学习有关国家最前沿的立法经验,在商事金融范围内否认禁转约款的效力。因为国内合同法中的该条条例,是针对所有债权让与行为,无法顾及金钱债权让与的独特性以及据此为根基的融资交易的紧要性。

二、应收账款双重转让顺位分析

(一)学说概述

在微观的商事业务中,债权人为了得到数量更多的融资,或许会形成“一债二卖”的局面,在“一债二卖”的局面下,如何断定债权受让人的权利顺序,学术研讨的大概有一下几类见解:第一、先签定的合同,权利优先。这个意见赞同应收账款让与的效力,根据合同签定时间的前后次序确定,第一债权受让人债权的获得是拥有效力的,第二受让人即便在和原债权人成立合同时是善意,亦无法得到债权。当保理商与原债权人之间的债权转让合同生效之时起,债权立即移转;当他第二次转让债权时,那么就会造成没有权利处分,而一般债权又没有合适公示方式表彰,于是无善意取得产生作用的余地,第二受让人肯定无法获得债权。第二、有关凭据呈现在先,权利优先。这种意见表明债权认定的顺序根据,必须以有关资料复本、发货证明资料等债权凭据呈交给受让人的时间作为标准。第三、通知在先,权利在先。持这个意见的专家表示,假如必须转让的应收账款的转让通知呈交给了债务人,债务人得到转让通知,债权让与人便不再拥有系争债权,其余债权人(不管是重复转让债权人还是是债权让与人的债权人)全部都没有权利对系争债权提出要求。第四、登记在先,权利在先。该观点主要是为了确保在保理商在收取应收账款时,应该在相应的人民银行在其征信中心在查明应收账款的款项属再进行同一登记,然而如果出现那种没有登记在案且属于恶意相关行为的举动,应当不对对于保理商有一个相应的登记即索求其他。

(二)各学说观点比较

对于上述的几种观点,让我们意识到了对于应收账款在市场上的一个公开性,由于选择公开的方式不同,所以目前依旧在处于磨合中。第一种即是在交付债权凭证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了避免债权人进行第二次应收账款等贪心行为,也应当凭借债权凭证和不同的债权进行分析,因为单凭债权的证明文件还不足以证明是否属实,所以应当在债权交付后剥夺债权人的应收账款的处置权,因为在债券凭证上也是很容易人为伪造的,凭借一般人是不能发现其中的虚假信息,从而错过了这一漏洞。也不能及时发现问题,第二种就是以公开通知的方式可以有效地防止债权人联合另外一方假装伪造的虚假让权,所以公开通知应当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也理应当被人所知,但是在法律的规定中却又明确规定了在收到第三查询信息时有必要准确告知详细内容的义务。然而债务人的道德风险却又是不可捉摸,让人半信半疑。比如有后位受让人与债务人相互之间勾结恶意串通,制造虚假证据,从而损害了自身的利益,第三种就是用登记的办法,在目前来看,这种办法最为理想,相比对于另外两种来讲,这种方法更具有明确,统一,以及安全性,其运行流程主要是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进行登记,这样也能让后者在进行交易时明确的知道自己在此之上所要承担的一些风险等等之类的,然后根据自己所需在进行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根据目前的来说,只有中征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平台是办理这一相关公开的业务,但是由于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登记的规章制度,所造成的实际与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根据当前的这种情形来看,只有降低风险这一措施勉强让保理商的得到保障,于是在开展保理业务时都会在平台上进行一个查询后登记,已然成为了保理行业的领域的一种管理手段或者是良好习惯,例如在天津的一些金融管理部门也有了相关的查询与登记规定,因此,在没有登记之前就进行查询和登记外的保理商属于恶意行为,对于那些不能接受再先登记的保理商或者是应收账账款的授权人,应当的以登记时间为准,再进行权利授权的标准规定法则,也应该在特殊的时期采取特殊手段即通过法律手段来明确应收账款转让权的一个登记效率,这应该是最佳成功的捷径,最后还应该注意区那些登记和通知登记的区别,前者是属于由于不接受或是反抗第三人的机制,后者则是属于不接受或是反抗债权人的机制,两者看似相同,但本质上没有任何的关联,所以在转让时显示已经登记但是却没有通知债务人的行为,理应记入因债权人没有查询登记的债务这一明确标注,因为债务人随时可以可向债权人履行承诺,但是如果未登记却已通知债务人的,债务人应当向保理商履行承诺。

(三)现行规范和实务分析

在《物权法》里的应收账款有相关的明确规定即“当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该当面与之签订书面合同。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应当设立此行为。”就目前我国的信贷征信机构只有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这一主要平台,这个平台覆盖了全国所有金融机构的动产融资的统一登记系统,该系统除了依照《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相关规定来办理银收账款业务的登记之外,还提供应收账款的公开登记服务,但是有一个现象不得不说的是,对于该系统的应收账款的登记系统来说,不做任何实质性的审核以及调查,虽然不是应收账款的必要程序依据,但是作为不具备优先的排他效力,所以该应收账款的转让登记就不能说明合同法中规定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通知,然而经过了登记却没有通知的,这样的转让行为对债务人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因此是要重复转让的应收账款作为保理商的一个利益来说,也应当按照相关的合同法规定的“通知主义”等原则,来半段其授权的效率以及是否顺位的准确性,然对于已经办理出质登记的应收账款,就不能再此进行转让做保理的相关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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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章,速度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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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努力学习中,请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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